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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bonafide 笔名:bonafide 地区: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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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reate opportunities. I develop the capacities for moving toward opportunity. I turn crisis into creative opportunities and defeats into successes and frustration into fulfillment. With what? With my great invisible weapons: my good feelings about myself, my determination to live the best life I can, and my feeling-that only I can give myself-that I am a worthwhile, deserving person, I must fight for my right to fulfill the opportunity that God gave me to use my life well.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认识驾驭客观规律,发挥核心团队的作用
认识驾驭客观规律,发挥核心团队的作用
关于电影《教父》的二十五句呓语
1,教父对约翰尼方坦带着宗教色彩的溺爱.原因是教父觉得约翰尼是那么的弱小,即使他获得了学院奖.在教父的哲学里,弱小和施爱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兄弟
2,NB哄哄的好莱坞大亨沃尔兹傲慢地拒绝了唐的使者的建议,原因之一是约翰尼拐跑了他喜爱的女星,加之他有钱,而且和胡佛吃过饭.于是在次日的黎明, 沃尔兹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和他共眠的还有自己收藏的名马喀土穆血淋淋的头.致命的警告来得如此迅猛,带着强劲的轻蔑--------即使是最严厉的法 官,也不知道杀死一匹赛马的刑事处罚究竟应该是什么.
3,教父一生杀过人,卖过私酒,收过保护费,最后的主营业务是开赌场.但他却 对娼妓行业和毒品业务表现出巨大的抵触,这种近乎荒诞的恪守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值得恪守的准则?究竟还存在多少能让自己恪守某样东西 的傻子?能够真正恪守某样东西,这种行为无疑是宝贵的.
4,在和毒贩索罗佐的谈判中,可怜的杉尼多了句嘴,而这一句多嘴却是无可挽 回的错误,因为向一个凶险的外人展露了他和教父对毒品的态度的微妙差别,换言之,这句多嘴透露出家族中思想的裂缝.于是打击随之而来,刀锋直指裂缝.可怜 的杉尼不了解,锐利的刀锋决不会刺向铁板一块的岩石,从来都是指向缝隙的.
5,圣诞乐曲从雪花飞舞的空气中飘来,迈克和女友在回旅馆的路上偶然看到了登载着父亲被刺杀新闻的报纸.他把报纸攥在手里,第一个反应是发现报纸并未说自己父亲的死讯.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
6,迈可去到医院,在重伤的父亲身边俯下身来,眼泪从唐的眼角慢慢沁出来,儿子冷俊的神情表明他感受到了什么叫血缘.在血缘面前,去他妈的的美国精神.
7,颧骨被打裂的迈克说出要干掉索罗佐和警长麦克洛斯基,这个昨天还是大学生和退伍军人的年轻人异想天开的话逗得一众人狂笑.他冷淡地问到:谁规定的不能杀警察?伟人就是为人,他们的思维里从来不存在凡人脑子里那些漂浮着的阻挡思维的绳索
8,一辆轿车沿着大街驱驰.远景.车里人快乐地说着黄段子,声音那么清晰.这只不过是一场谋杀的前戏.金黄的芦苇在秋风中摇曳,远处是自由女神洁白崇高的影子.枪声响起.克莱门扎小心翼翼从车里拧出还没来得及吃的油饼
9,迈克从洗手间出来,脑子里是火车开过的轰鸣.那是我见过的最冷漠的眼神.这是决定性的一步,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由此告别光荣的美国公民,义无反顾地成为未来的唐
10,教父老弱不堪,迈克坐在他的对面,这是真正的父亲与儿子间的交谈,也许99%的儿子一生也没有和自己的父亲这样交谈过."女人可以粗心大意,无忧 无虑,而男人必须小心谨慎."这是伟大的唐一生的论断.是的,女人粗心大意顶多失身,而男人粗心大意则会丢命.随着社会的进步,失身的后果越来越轻微,而 丢命就是丢命.
11,唐对性屡次表示出近乎苛刻的严谨,我宁原把这理解为他对家庭的忠诚.在唐眼里,家庭是最靠得住的社会单元,是 残酷的人生中唯一能给人尉藉的港湾.与此同时,唐自行解除了自己对家庭之上的任何社会组织--------法院,政府,州,联邦...的任何义务.唐对儿 子杉尼在性方面的不检点表示出敏感而深刻的轻蔑,或许在他看来,对性的随意会瓦解一个男人的意志,的确很难设想一个对性随意的男人会具备果忍和沉郁的力量
12,贫瘠,粗砺,果园,橄榄,粗笨的猎枪,美丽的女人和外表迟钝的男子...这些是西西里的印象.迈克和两个带枪的邋遢的保镖- -------他们背枪的姿势永远也不会标准.沁人心脾的音乐飘起.在一条小路上,迈克被hit了.我欣赏有人把这翻译成"雷击",这是一种生命的打动, 尽管包含着露骨的肉欲.迈克对阿波罗尼亚的爱和对凯的爱有本质的不同.:
13,在前往会见毒枭索罗佐和警察局长麦克洛斯基之前,迈 克敏锐的提出,事后应该通过家族掌握的报社关系把警察局长与贩活动勾结的猛料抖露出去.这将极大瓦解社会公众对一个警察被枪杀而产生的震动和本能的义愤, 进而部分抵消面料的舆论和司法压力.公民们从来就是被舆论和流行的看法所左右的.100个公民很难找出一个,能够对一件事情有独立而清醒的准确看法
14, 亡命西西里的日子是那么漫长,不只是迈克,对深爱着他的凯也是一样.当凯坐着出租车找到家族的庄园,要求汤姆哈根将一封信转交给迈克时,汤姆立即予以拒 绝.他解释说:如果我收下你的信,那在法律上就意味着我清楚迈克的下落.-------如果连这个都不懂,那他就不配做一个好律师#160;
15,妹夫卡洛暗地里和巴士尼家族勾结,害死了杉尼.在一个Mafia的观念里,这绝对罪不容赦.在确切的证据下,导演安排一一场冗长的戏,迈克循循善 诱,只是要卡洛自己承认.如果认为迈克是对自己的判断没有把握而寻求当事人的口供,那简直是彻底的曲解.其实迈克只是渴望听到卡洛对背叛的陈述,这种真切 的陈述似乎可以救赎迈克杀害自己妹夫时颤抖的灵魂
16,杀戮.精心策划的批量的杀戮.杀戮在庄严的宗教仪式的同一时间进行.这是对罪恶的清洗,也是对"世人生而有罪"的昭示.
17,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女人永远也不能象一个西西里女人那样理解丈夫面对生活的艰辛,从而给予无条件的理解和顺从.凯与家族间竖着一道墙,这墙最终也 没有被突破.这道墙把凯与犯罪隔开,可以理解为迈克对凯的保护.然而伟大的美国公民凯,却把这视为欺骗.迈克对家庭的忠诚被她一再地漠视,而老公侵害她信 守的价值观的嫌疑却让她寝食难安.于是她肆无忌惮地执着地用社会灌输给自己的价值观对可怜的迈克进行一次又一次无情的伤害和锐利的质问.可以说,凯是迈克 的恶梦.大门徐徐关上,凯被关到了家族价值观的门外.
18,满载意大利人的轮船抵达美利坚时,人们看到自由女神象高耸,光芒四射。
这似乎是个希望之旗高高飘扬的国度,人们的梦想将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这个国家,英雄不问出处,只谈收获不问耕耘。意大利人带着他们源自地中海神秘的气
质,内心拥藏着渴望和秘密来到这里。}
通过海关时,此起彼伏的语言申报着自己的年龄,籍贯和姓名.这个场景后来被斯皮尔伯格抄袭到了辛德勒名单里
19,1959年,首都华盛顿。科利奥尼家族被美国参议院有组织犯罪调查委员会立案调查。这是家族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威胁。在孤零的寒鸦声中,迈克 踩着积雪,来到母亲的房间,坐在母亲的膝旁,背后是熊熊燃烧的壁炉.在危险而无助的时刻,他在寻觅.寻觅血缘赋予的勇气,寻觅源自血缘的心灵启迪
20,家族的老朋友、西西里人法兰克潘坦格里在一次"未遂的"谋杀后被FBI逮捕,麦阿密大佬罗斯巧妙地让法兰克自己通过推理和判断确信企图谋杀他的幕
后指使是迈克,一气之下指证迈克尔策划指挥了一系列家族的犯罪活动。可是在最后的庭审陈述时,当他看见在法庭上自己远在西西里的哥哥坐在迈克尔身旁对他怒
目而视时,就立即翻供,彻底改变了供词,举庭哗然,调查就此中止。
那一刻,浸入西西里人骨髓的信仰和荣誉复苏了。r
对“沉默法规”的践踏,从而遭致的现实和心灵的惩罚,是一个真正的西西里人所无法承受。
顺便说句,这场戏90%的教父迷无法完全看懂
21,1958年.哈瓦拉.作为巴蒂斯塔总统的私人客人,美国旅游事业的代表迈克科里昂和AT&T的代表围坐在一张桌前.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 血,不关它有多么道貌岸然的眩目外壳.鸽子,那首美得让人心醉的古巴民歌的旋律响起,除了迈克之外,舞池里翩然旋转的全是淫女嫖客.西班牙人的后裔们连革 命都充满着浪漫色彩,革命军在新年的黎明攻占了总统府.在充满末世情调的舞场里,迈克把哥哥弗雷多拥抱在怀里,狠狠地亲他的额头.沾满血缘的背叛足以令人 心碎,此时,迈克科里昂的心,变成了洒在他头上肩上的彩色碎片
22,当刚刚经受自己的亲生哥哥背叛,满心疲惫的迈克回到家中时,得知自己的妻子,凯,那个美国伟大的价值观和伟大的正义感熏陶出来的典范,告诉她的丈夫迈克,她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换句话说,她杀了那个未出世的男孩.
高贵正义的,充满伟大的美国精神的子宫不再愿意传承罪恶的生命.伟大的美国公民凯,用她对迈克生命的背叛对他进行最严正的抗议.?
那一刻,迈克眼睛里射出的冷冷的东西不是失望,不是责备,是混合着痛苦的仇恨.随着他决绝地把凯关在门外,生命和灵魂的大门无可挽回地对凯关闭.
如果不是因为黛安基顿的出色表演,偶一定会赞美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SB
23,那些记忆中发黄的片断。那些自言自语般的蒙太奇。年轻的唐慢条斯理的细声细气。谋杀在上帝保佑美国的乐曲中进行。一句格言和一个生命一起成熟:“我要和他讲道理。我会向他提出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24,一家旅馆的某个房间.参议员坐在地板上,床上是一具被白色床单包裹着的雌性肉体,床单上满是红色的血.NB轰轰的政治家是如此易于被降服,只要略微夸张一下他们的癖好或隐私.一个清洁工就能搞定一切,残留的只是一个政客和一个Mafia的伟大的友谊
25,欢快抒情而伤感的音乐响起.他们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西西里.美国永远是他乡,西西里才是灵魂的依归.复仇是一付良药,必须慢慢咀嚼才能品尝出其中
的美味.杀害兄弟和母亲的血仇终于得以报答,那足以安慰一颗负责任的灵魂.老家的唐竟然被一颗子弹击中后跟,他在逃跑时是那么的笨拙,全然没中国武侠片里
层出不穷的轻灵.有时觉得看李安和老谋子的武侠片就象对着一幅素描做爱,完事后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
郎咸平10月1日在墨尔本的演讲(全文
余世存《世纪大讲堂》中国近代史的非常道
中国近代史的非常道
2005年10月09日 12:58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今年夏天,有一本书一经
面世,就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本书记取了晚清、民国,以及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很多历史
人物的话语,描述了很多的历史片断,当然也涉及到了像左宗棠、陈独秀,以及像钱钟书这样众多的风云
人物,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非常道》,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文化学者余世存先生。今天的《世纪大讲堂
》,我们就很高兴地把这本书的作者余世存先生邀请到了现场,欢迎您,余先生。
余:谢谢。
主持人: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余世存先生。余世存先生是在1969年的2月,出生于湖北随州,在
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经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以及报社编辑等等。在1995年的
时候,进入《战略与管理》做编辑,一直到执行主编,在2000年的时候呢,是离职。现在呢是在《南方窗
》,《中国新闻周刊》等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已经出版的作品,除了刚才介绍的《非常道》,还有像《黄
昏的缤纷》,以及《重见生活》等等。
主持人:现在呢,余先生,很多人都会谈起《非常道》这本书,做这本书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余:这个就比较早了,这个应该来讲是2000年以后的时候了,但是更早的话就可能会追踪到我的大学
时代,我大学跟你们都差不多,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总想对别人说的话感兴趣嘛,而且就觉得为什
么别人说的话很有意思,就以为别人说的话是一种普适性的,或者是一种永恒的东西,那么就总想去模仿
别人的话语,那么就对别人的话语很感兴趣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中国近代史居然
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就一直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的话语感兴趣,就基本上有这么一个脉络,然后到了五
年前,就是我从<战略管理>这个时候离职之后,就是我就想,就说我能不能把那些话语再认认真真地考察
一下,看看它们中间有些什么东西,然后能不能对大家有帮助,这样的话就说自己读书,做了很多读书笔
记,后来发现这些读书笔记,它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主题,那么就把它拿出来,变成这么一个非常道。
支持人: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余:《非常道》这个名字,其实大家只要对汉语,或者对中国文化稍有这种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它
出自于哪个地方,它就是出自于我们的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经典,《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道可道,
非常道。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出自于那里面。关于道呢,它也有好多种意思,比方说道可道,道可道,
那么就是说那个道应该是可以说的出来,因为道也可以做话语的意思,但是道如果做名词的话,它有可能
是天地至道,它跟西方的理性可能又是两个概念,这样的话就特别有意思,它可能完全反映出我们东方人
,或者我们中国文明的某种很深邃的东西,如果从话语的角度讲,比方说像西方人,他其实也说了这个意
思,那个西方的学者为争《圣经》的那个有一句话,他翻译成汉语是,翻译的是太初有道,还是太初有言
也是打架打来打去,其实按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差不多嘛,那种道也就是语言,也就是话语,我这本
书呢,它是记录了完全是中国近代,近代史以来的这个人物的话语,所以它叫《非常道》。
主持人:在这本书的后记当中呢,我注意到,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人,第一位提到的就是李慎之先生
,能不能谈谈李慎之先生对您的影响?
余:我跟李慎之关系非常好,但是非常可惜就是说,怎么讲呢,从他那就是说没有得到很多的东西,
这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很不幸的一件事,我自己跟他交往的无数次,他就让你觉得,你自己可能会找到同
志,会不孤独,不过说实话,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思想上的一些疑问,解决的是不够的。
主持人:回顾您早年的经历,我们看到,您还曾经做过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诸如说,搬家工人,看
门人,中学教师等等。
余:对。
主持人:那段经历对您今天还有影响吗?
余:这个影响应该是更大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做那种打工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你就跟一个农村到北
京来,或者到城市来闯天下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从中学出来之后,也是找不到出路,那个时候就想一个
人呆着,一个人做,那个时候就感觉,说实话,现在的很多大学生出来打工,还有那个农村人到城市来打
工,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心理,我们9亿的农民,他有百分之几十的人必须进入城市,而且应该在这个城市
里面能生活下来,而且应该让他们有家的感觉,有家人的感觉,不要像那个浙江村,新疆村,他们只能自
成体系,而且他们在北京打工打几年,他还是呆不住,还是要回去的,这就是我思考了一些问题。这种东
西就是都是来源于当年的一些社会经验。
主持人:好,那下面呢,我想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余世存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演讲,《中国近代
史的非常道》。
余:今天很高兴能够到这来跟大家交流,能不能让我讲长一点,就说我就把我的主题,今天跟大家讲
出来,就说为什么要写《非常道》,或者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近代史,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近代史,就是因
为我们近代史,它是离开了中华文明的这个正常的轨道在走,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道,它被西方文明拉入
了一个全球化的体系,或者拉入了一个现代性的体系里面去了。然后当我们发现跟别的文明相比的时候,
我们确实有很多方面很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很疯狂地在追求这种现代性,所以有人就比喻说中国人就像一
个初恋情人一样,在1840年被人打了一耳光,然后疯狂地爱上了那个人,然后就疯狂地追他,然后一再追
,一再被拒绝。这个现代性当时可能是算西方的文明,当然现在看可能算是一个普适的全球文明。那这样
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中国的近代史,它确实有很多问题,就像我说的,就是它所有人说的话,都不是
那种可以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永恒的话,不是那种常道,而是一种非常道,这样就涉及一个我曾
经一再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挫折,有这么的伤心的事,就是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我
们自己在不断地在追求一种很虚幻的东西,中华文明是一个很好的文明,是一个很成熟的文明,但是这个
文明呢他认为它一个最中心的特点就是叫转识成智,就是把一种知识,把一种见识,最终要转化成生命
的智慧,但是这种文明,就是传统文明的那种特点,到了近代史以后,就发生了变化,他们把这个叫做“
智”,就是生命的智慧,要自我“坎陷”,“坎陷”就是往下走了,坎陷成识,成知识,成为材料,成为
见识,这是中国文明一个下落的过程,所以就说,如果我们看中国近代史,或者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我们全
球化的各个地域的文明,我们发现中华文明它可能从一个普适性的文明,它确实下降成一个地方文明,或
者成一个全球下文明,全球文明下的一个子文明,一个亚文明形态。
余:那么这个文明形态,就说对这个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来说,它既是他的家园,又是他需要牵出
来去追求更高的一种生命形态的一种地方,但是这种寻找,就是我们说的要寻找现代性,这是一个很痛苦
的过程。那么,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一点,放到整个20世纪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个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的特
别明显,就是我们总认为自己很成熟,然后我们去否定了别人,我们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等于我们否定
了之后,我们自己可能掌握了话语地位,就是有了话语权。但是过了一阵,等我们的那个生命的最好的时
候过去之后,另外一拨人会来否定我们,把我们否定掉,这个过程是非常明显。比方说当那个曾国藩,就
是说左宗棠、李鸿章,曾左李他们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搞得没有起色,而且从我们角度讲,它是叫以政带
工,就是以政治、以行政的力量来带动一个民族的工业化,就说它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而且它的效果不
会很大,这就跟那个日本的工业化,以商业代带工,或者英美民族的以商代带工,走的是两条道路,这样
的话就导致我们的工业化成就不高。那么不高的话, 19世纪90年代,大家觉得这个追求现代化没有成功,
那么说明他们不行,他们认识错了,然后他们就改一个辙,那么来搞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来搞康梁变法
,这样一下就把洋务运动否定,然后等康梁变法失败,人们发现这个制度的变化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为什
么制度变化非常难呢?他也在寻找原因,寻找原因过程中就发现,是我们文化不如人,我们的文化可能该
是有问题,所以会有新文化运动,有五四运动,这就说中国近代史走了这么一个,按历史学家说的一轮循
环,就是先从器物,后从制度,再最后从文化本性上来不断地否定,否定了我们自己。到了那个北洋政府
的时候,就把那个《民国约法》也否定了,到了国民政府的时候,又把北洋军阀又否定了,这是一个不断
否定的过程,那么最终就是说谁都没有寻找到这个现代性,或者谁都没有把中国带入一个现代文明世界,
搞国际关系的学者曾经把这个叫做什么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还叫什么逢什么变一变,逢十变一变,
就是每隔十年肯定要否定前面的十年,甚至前面的三十年,这个否定都非常到(大),它导致一个非常大
的后果就是,我们一旦否定,我们就把它当作禁区,不准后人碰它。我们一旦把它否定掉了,那么我们就
会把它妖魔化,把它丑化,甚至我们完全失去了对它的同情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或者我们整
个近代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余:到了那个现代转型的后期,这个否定是变本加厉的,就不仅仅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进行否定,而是一
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进行否定,这种否定就导致我们对历史确实是非常不理解,我们自认为我们每个人
讲起中国的近代史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甚至那里面的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认识,可能我们
未必知道,而且他们可能比我们认识的还高明,我们也未必知道,从我的角度讲,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
难堪的局面,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文明社会,我们总认为我们获得了某种现代性,或者我们在现代性
的路上,那么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比方说对李鸿
章,就说对李鸿章,骂他是汉奸,不是今天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今天有人对李鸿章翻案,他可能翻
的也太过了,因为当时就有人说他是汉奸了,而且北京城里面,民间老百姓都有一个顺口溜嘛,骂李鸿章
是汉奸的。而且今天,当然今天也有人还是说他是卖国贼,可能我们在那个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对他的认知
,它也可能比较单一,但是假如我们如果真要接触历史上这个李鸿章,我们发现那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人物,而且到现在为止,就说国外的人他可能对李鸿章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变化,他们仍然认为李鸿章是19
世纪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第一流的政治家,而且把他比作是东方的俾斯麦,当我们对李鸿章,如果我们
进行有偏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应该想想我们的认识是否是正确的,当然我们最好是不要为别人的这种认
识所左右,我们看历史,或者我们学习历史,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抱着一个框架去把一个人限定死了,假如
我们多了解一下别人怎么看这些事,或者进而去真正去了解李鸿章一生的事迹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对他的
感觉要丰富一些,而且要全面一些,而且很有兴趣。你要一旦知道这些事,你可能会主动,有兴趣要了解
李鸿章这个人。又比方说像袁世凯,大家知道就是他有个名字,就是从他死之前一直叫到现在,我们大家
都说他是窃国大盗,他把孙中山这些人首创的民国,好像是抓到自己的腰包里面,所以叫窃国大盗,我后
来看袁世凯的很多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也很了不起,这个人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包括李鸿章临死之
前,别人问他说,谁能够继承你的事业,李鸿章就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就说他对袁世
凯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因为当时李鸿章确实身系一国的重担,就说他一旦死了,那无论是对大清帝国,还
是对中国社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要看袁世凯这个人的话,我们也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我们要想一想,他究竟做过哪些事,他哪些事它跟这个社会有关联,或跟这个中国历史进程有关联,包括
我在90年代,我做《战略与管理》的时候,我当时就跟着我的一些朋友,我们在比拟中国现代转型的时候
,我们把袁世凯叫做中国的,或者东方的彼得大帝,当然他是一个失败的彼得大帝,你不能说他没有把一
个国家,把一个民族往前带的这个心理,你不能只说他自私,他当然也有他非常自私的一面,但是我们要
综合地看。就是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是到1949年之后,我们这个否定还是没有终止。比方文革前
,我们中国人曾经讨论,检讨那个文革前的17年的这种文艺政策啊,路线啊这些东西,或者说他的作品不
好啊,那个时候说,文革前17年的那个文学创作成就不高啊,它就一下就把前面否定了,那么文革就是一
个史无前例的一种否定,那么到文革之后,我们的社会开始拨乱反正,拨乱反正其实也是一种否定,然后
就到80年代了。
余:80年代号称是一种文化热,启蒙热和方法热,然后又把以前又全部否定了,所以我当时,我80年代上
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进图书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头疼,就是说,因为我,不是说别人要求我否定
,我自己都需要否定,因为,当然我们是青春嘛,青春要逆反嘛,他本能地就要否定那个上一代人,或者
否定前人的这种一些成果,那个时候你进大学图书馆,就看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他在文革期间或在文革
前编纂的书,那种程式化,反正总之就觉得就是说的不客气点就是垃圾,就没法看了,就像你们现在可能
看那个大学的论文一样,其实大部分也是这样子,这就是80年代,当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没
想到到90年代,90年代又把我们否定了,90年代提出一个口号说思想淡出,学问凸现,认为我们好像太空
了,太虚了,然后说80年代好像学问做的不扎实,只会搞一点那个思想的闪光,这样等于90年代又把80年
代否定了,这种否定就是说,可能你们现在还不太理解,但是从我们整个近代史来看,这个过程太明显了
,而且太突出,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它既是现象又是一种观念,我们在用某种历史观念再看我们的
上一代人的历史,这样就导致我们对他们不够尊重,不够同情,我们很轻视,我们总觉得上一代人好像没
学问,没思想,没文化,没品位,好多东西就是说,你就是我们随便就能要否定他们会找一大堆的理由,
但是可能很久很久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们身上,原来他们对人,对社会,对生命的理解,他们也同样去探索
过,他们也走了很远很远,然后他们才最终回到了生活本身。
余:假如我们换一种眼光,就是换一种历史观的时候,我们会从上一代人获得很多的帮助,获得很多的教
益。假如不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后代人那里,我们同样,就是说体现不了,用我的话,体现不了一种生
命本质的东西,我们在后代人那也会被否定的,我们跟后代人建立不起某种通感,建立不起一种血肉的联
系,这样我们也会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就说我们也成为别人的材料,假如比方说你到贵州,到西藏去,你
把那个当地人,或者把农民的生活当作材料,你去想象他们的时候,你觉得根本不需要跟他们深谈,不需
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不需要让他了解你,你觉得,我是一个解放者,我是一个启蒙者,我来教育你,
那么很简单,有一天别人会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你。所以我觉得读史可以使人智慧,也是这一点,我们必须
不断地回到我们的历史,我们才会检讨我们现在的一些局限性,或者检讨现在的一些毛病,剩下这种历史
,就是说早就有人觉悟出来了,比方说抗战时期有个历史学者钱穆,他在西南联大,这是一个非常用功的
一个学者,他在那写《国史大纲》,他就特别提出,要把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
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而他用的是一个智慧的智,不
是知识的知,他就说,我们要了解历史,我们讲历史,这是一个必备的条件,我们能使中国人自己树立
起一种信念,就是说任何一国的国民,他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
之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怀抱这么一个态度,他认为这个态度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我其实以前不理解钱穆
这句话,我可能也是到90年代后来才发现,就是当我发现我也被70年代的人否定掉的时候,或者70年代又
被80年代否定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待别人确实要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但是挺可惜的就是说,我们有
这样认知的人,或者能够这样做到的人太少了,大部分人,就说用我的话就是说,20世纪中国人他是一个
没有自我意识的,就是个体来说,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他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状态中,他虽然
想到可能有这些东西,但是他做的时候仍然会采取,就是从众,跟随大家,随波逐流去批判别人,去否定
别人。而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一个人要完成自我的这个建设的话,那么可能独立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所以当时很多人说我把中国人1840年以来的这个话语都集中在一块的时候,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语文教育
,我说其实也不是,可能也更多的是一种人格教育,只有人格上完善了,而且你任何时候都能够坚持自己
的一种观念,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对自己观念很有信心,同时对别人也有信心的时候,那就你跟这
个世界就获得了某种很和谐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跟我们的历史,同时跟我们自己保持某种和谐。
余:有的人可能会讲,历史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完全以材料的身份保存,我们也有很多历史书写了
这个中国的近代史,那么为什么你还要说它的形式感不够强,或者说他的自我意识不够突出,这个其实你
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就是说读到现在,你们最有印象的一本历史书是什么,当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
是读历史的,就是说对汉语,这个历史写作感兴趣的人,可能最终会承认在这个汉语历史写作里面,给人
印象最深的还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写的确实是非常人性化,如果我们说的夸张
一点,确实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但是从我的眼光看就是说,它非常人性化,他让你觉得平易近人,无
论是看里面的人物还是看那个作者,那感觉都是非常亲切,栩栩如生的,你就能想象他就在你的身边,这
就是《史记》的了不起,而我说,我们虽然有那么多历史写作书,写近代史的这种书,它们只能充当材料
,就是因为它们缺这种东西,缺这个孔子、司马迁这种非常个性化、非常人性化的历史写作的精神,而且
有很多历史,它本来就存在一个偏见,就是说我是启蒙者,我要把它写成一种教科书式的,而且我要贯穿
一种历史观念,或者我里面有学术理论,里面有意识形态的框架,这种东西,就是用我刚才说的话,他虽
然建立起一套史观,但是它完全,就是没有我们传统文明的史观那么丰富,更没法等同于历史,为什么呢
?任何一种学术理论的历史,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它确实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把历史神秘化
,把它崇高化,崇高化,而你们知道就是说,大多数人知道就是说,现代性它其实是一种人性,或者说白
了就是一种世俗性,那么这个,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就必须祛魅,我们不能把我们那个跟我们才隔了十年五
年的人物,我们把他放进到神圣的那种殿堂里面去了,而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跟他是同等的。
余:这就是一种去除蒙昧的,或者去除一种除魅的历史,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现在做的,在这方面做
的都太少了,这样我们每次谈起历史上的每个人物,比方说谈起我们的爷爷辈的人,我们就觉得他们很了
不起,很伟大,我们总是把这些词语给予了他们,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把虚荣,把自私,把这个贪婪,或者
把那种忠孝仁义给予他们,我希望,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应该做这种工作,就是除魅,就是把我们历史进
一步往这个世俗方面转向,而且我们只有向这个方向转向,我们的历史,或者我们自己才在别人眼里不会
成为材料,不会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一个民族。这一点其实,上个世纪初,像陈寅恪这些人,他都已
经早就感受到了,他说大家都跑到我们东部的邻国去学习我们本国的历史,所以叫群赴东邻学国史,神州
士子欲羞死,就说我作为一个神州大地的一个知识的传承者,或者一个智慧的化身,我对这个事我感到羞
愧无比,我们都是不断地去读西方的经典,完全是抛掉本国文化的话,我们做的最高,也不过是“唯识论
”那样的东西。但是非常可惜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历史,近代史的话,我们所得到的
那个,就说我们入门的那个书还是非常少,或者非常可怜的,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历史写作确实有问题,
我们既然看不起我们自己的历史写作,那么我们总把别人的说法当作可能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比较好的说
法,比方说我们的历史学界的很多人,他动辄他就把那个《剑桥中国史》抬出来,实际上那本书在我看来
,其实也是有问题,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历史学界的人,他引用那个《剑桥中国史》的时
候,他很少引用他的观点,这是北大的罗志田教授说的,他引用的也是材料,非常有意思,就等于是一个
出口转内销嘛,也就是说一个老外,他从中国近代史里面发现了很有意思的材料,用这些材料来论证他的
学术、学理的时候,然后我们一个中国的学者,他看了,看到这个历史书的时候,他不是去看别人怎么论
述这段历史,他反而去把别人引用的中国材料拿来再来引用,再来做自己的注脚。比方说我曾经在好几个
地方说了,但是可能那个学术界还不是很了解的,就说我认为那个唐德刚和黄仁宇,他们在写中国史的时
候,他们心中总认为自己掌握了某种历史规律,他们作为历史学家,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变迁,所以他写
历史,他总是在把我们的历史当作材料来论证他所知道的历史规律,他掌握的历史规律,比方说像唐德刚
,他其实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学者,他的书写的也特别有趣,你们要看中国近代史的这个比较好看的书的
话,确实他的书还应该算是必读书,他就说中国近代史的转型至少需要200年,但是他三峡论,他认为中国
就像过三峡一样,必须把这个三峡过了,才能够一泻千里,才能够出长江口,到大海里面去,这是他的理
论。他这个历史的三峡论跟那个另外一个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应该差不多,黄仁宇是一种大历史观,
他把整个中国历史看作是有目的性的一种东西,比方说他认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成了一种历史使命,
但是他没有完成完,没有做完,一件事没做完,他整合他的中上层,那么另外一半,就是下层谁来整合呢
,他认为,这个历史就自然地选择了毛泽东,他其实跟我们那个社会宣传的一样,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另外一半历史任务,这就是一种大历史观的一种看法,但是就是说,假如
我们如果想,如果孔子和司马迁要在今天,他怎么看待孙中山也好,看待袁世凯或蒋介石,毛泽东,那么
就很有意思了,他可能会想就是说,可能没有这种历史决定论,只有这个人性的善恶,人性的审判,或者
人的主体意志,这就是我常说的,就是说一段活生生的材料,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说在你的眼前打开的
时候,你自然而然地会跟他产生一种通感,产生一种同情,你会选择,你会想你自己的人生会怎么选择,
你马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参照,这个参照它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不是建立在某种知识上的,不是
建立在学理上的,所以新儒家看不起这个西方的学理,看不起西方的知识,他也有他的一定的道理。我们
可能不理解,就是西方人,他并不是说靠知识吃饭的,不是靠知识吃饭,假如说中国人善于转识成智,把
知识变作人生智慧的话,那么西方人可能善于转识成制,制度的制,不是智慧的智,他善于把一种知识建
构成我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制度关系,所以他们有现代,有现代性这样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余:讲这个近代史,它的有趣性,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就觉得我好像那个经常善
于搞点八卦,就是包括我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那个怪力乱神的东西,比方我里面涉及了很多看人的面相啊这
些东西,还有一些我从一种文学审美的角度在看待我们历史,我们发现人性的美好的一方面。我们还是把
孙中山拿来举例,我们都知道他是革命先行者,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他非常人性,他那种很丰富的一面,
比方说他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在那个日本搞那个中华革命党的时候,一定要让党员按手印,而且要发誓
要追随孙本人,这个事就弄得他跟黄兴这些人有一次关系上产生很大的那个分歧,但是这些东西就说,不
掩盖就是说孙中山确实从现在来讲,他还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一个天下为公的一个伟人吧。孙中山也是有
思想的,确实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比方说他的知行的学说,也是在那个近代哲学史上也是发生很
大的那个争论的,包括孙中山他跟一个外国人很坦白地说,他喜欢,人生喜欢的几件事,什么革命,读书
,然后女人,他是一个不掩饰自己的一种七情六欲的人,是一个很丰富的人,而且我这本书里面也收了孙
中山说抓那个救命稻草的事。他说,我曾经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飘来俄国
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大喊,千万不要抓住那根稻草。就是这种事就
让人很感慨,就觉得孙中山当年搞革命不容易,就是为什么孙会左倾,会倾向于那个俄共那一套东西,会
偏离这个英美的这个主流文明,这个也是原因之一。所以我就说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读近代史,就是有很
多东西就,我想应该是共通的,比方说我们读到一段历史的时候,或读到一个人的时候,我相信你可能跟
我一样,也会产生共通的那种理解、感受,继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就有了共同的基础,这就是
我们之所以够,成为一个共同体,继而成为一个很和谐社会的一个国家的公民的一种前提。所以我希望
就是说,去不去读近代史是一回事,但是希望以后能够心目中对我们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一种同情的,
同情的理解和认知,或者有一种正当的认知。我基本上想讲这些吧。
主持人:谢谢余世存先生的演讲。
主持人:听您的演讲呢,其实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您一直在思考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问题,关于中
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很多问题,我也知道,您常常会说一句话,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不起他
们的民族,对不起他们的人民,其实这和很多人的想法,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您为什么会产生这
样的观点?
余:产生这样的观点,这也是来自于历史,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个民族,它在现代化的早期或者在现
代化的中间,那个知识是应该走在前面的,但是非常可惜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这个知识分子总像传统的士大夫一样,他是在为这个社会做注脚,比方说当社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的时候
,他只是提供解释,他其实只是提供那个说明,他是论证它,当我们有一个什么政策的时候,或我们有一
个什么时代的潮流的话,他在提供论证,他没有提前告诉你,或者说他没有预言我们应该,应该过一个什
么样的生活,他没有预言我们这个社会的变革的,就是用我的话,变革的政治哲学,没有提供这种东西,
你比方说新文化运动,它晚于辛亥革命,这个在那个英美的历史上,它应该早一点。比方说在日本的现代
化过程中,也是像它的那些启蒙时期的那些思想家,都是在它的那个维新之前,改革之前,甚至在它的革
命之前完成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做到这点,因为从我们的角度讲就是说,他那个社会大众,他是需要思
想资源的,需要一种思想框架的,也是需要一种价值的,但是知识分子他太为主流、主流社会的那套主流
生活方式做解释,做论证,他没有提供一个独立于这个社会的一套价值评判体系,来(并)用这个东西来
规范这个社会,来监督这个社会,来约束这个社会的大众和政府,这就是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做的非
常不够的地方。
主持人:那为什么如果根据您的观点和您的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成为这样一些只能作为注脚,作
为评论的人,而不能够像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那样做到先知先觉呢?
余: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它的那个民族国家意识是在近代才完成的,或者才开始的,它以前是个天下
,这样它的每个人就是我说的他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就说知识分子也好,他的自我,他没有归宿感,没
有认同感,那么他在这个何况,用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他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不独立的,这样他总要依附
于这个社会的某个阶层或某个集团,这样他很难做到就是说自己,就是说进行某种思想原创,来给大家提
供一套总体性的解释,他做不到这一点。
主持人: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就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和余世存先生来进行交流。
提问1:余先生,您刚才提到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没有,您认为他们不足之处是没有起到一个引导社
会变革的作用,而是他们的文化应该是发生在社会变革之后,那么我想问问您的意见,您认为在中国的历
史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起了一个引导社会变革的作用,如果有的话,您认为他们
后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失去了这种引导社会变革的能力,您认为其中关键在哪里,谢谢?
余:好,你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说要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比较简单,比方说中国的先秦时代
,诸子时代,这是按照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他是跟希腊的、印度的这个社会一样,这个文明一
样,在当时,就说在那200年之间,就是都实现了一种突破,他们叫哲学的突破,就后来要自我超越,就是
中国有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这些人,那个印度有那个佛陀,那个希腊文明有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啊
这些,亚里士多德这些人,就是他们几乎是同时出现,所以你那个时候不得不感叹人类的命运是非常了不
起的一件事,就说因为先秦诸子他进行了一种,无论是制度设计也好,还是对人性的思考也好,他就为后
来的中国这个秦汉以后的这个帝国的这个政治文明和经济和社会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
。为什么就说知识分子必须起这个作用?你比方说那个唐宋时代,那个宋儒他们为了挽救这个民族的危机
,他们把那个佛学引进过来,他们创建一种理学来回答中国在这个危机时代如何立身处事,或个体怎么安
置那个人的这个生命个体。结果没想到这个西方文明,它一个特殊文明进来,然后它建立一套普世的体系
,那我们必须跟从这个东西,在跟从的过程中,我们得有我们自己的很多的说法,就是比方说关于人为什
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些哲学的思考也好,还有一种科学的突破也好,这都是
需要知识分子来做的,没有这种哲学、科学方面的突破,那么这个社会,它很难把它带进到一个现代社会
里面去。我就先简单地说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余世存先生给我们同学做的回答,那最后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您来结束您今天
的演讲。
余:中国人,他不仅仅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也没有说话的能力,没有交友的权利,他也没有交友的能
力,就说我们交往,我们要学习交往,这也是欧洲的一个大哲学家哈贝马斯说的,我们要建立这种交往沟
通理性,所以我们今天,也算我的一种开始吧,所以我很高兴能够跟你们在座的一起分享这个周末,分享
这个下午,好,谢谢你们。
主持人:谢谢。谢谢余世存先生,今天呢,您是开口和我们交流了,希望这次开口没有让您感到空虚
,因为的确听您开口,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充实,那非常感谢今天您是和我们一起来讲述《中国
近代史的非常道》,我想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记住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地去看待历史,同时呢去了解历史对
于今天,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再一次感谢余先生,也感谢我们在座的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和
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谢谢,谢谢您。
在什么条件下暴力成为最佳策略?
赵汀阳
暴力对人的强烈诱惑一直是难以很好解释的一个谜,但是它的强烈诱惑却显而易见,暴力和色情电影或其它娱乐形式无疑是最卖座的,好象人们尤其喜欢这两种事
情。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仍然是弗洛伊德充满大胆想象的解释:性和侵犯被认为是出于本能,生与死的本能。既然快乐被看作是对本能的能
量的释放,因此在追求快乐时就总要伤害侵犯他人。快乐和侵犯他人就这样被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ii。弗洛伊德思想以及精神分析心理学是人类最有想象力的知识
之一,但一直到今天仍然不能被证明是严格科学的。所以,暴力行为背后到底是变态心理还是人类本性,仍然实难断定。不过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暴力的心理驱力。
假定许多人的确在心理上对暴力有着(不明原因的)不良偏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这种不良偏好在更多的时候是“旁观性的”(幸灾乐祸或享受刺激),而主要还
不是“实践性的”,因为付诸行动的暴力风险甚大,一般需要经过策略性考虑(有个有趣而难堪的事实是,动物之间的暴力行为几乎永远是非常策略的,而自认为有
理性的人类之间的暴力才会出现冲动、意气用事、不讲策略的时候iii)。我准备讨论的将主要限于人类理性选择的而不是冲动的暴力行动。
苏格拉底命题“没有人会故意犯错”试图说明,假如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在道德上好的和什么是坏的,那么当然就会选择好的而不是坏的iv。这个命题有些不寻常,
因为与“明知故犯”这样的常识互相矛盾。现代心理学力图说明无意识的欲望和激情有时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明知故犯,杀人狂非要杀人不可强奸犯
非要强奸不可,诸如此类。这种类型的明知故犯虽然是文学影视作品喜欢的情节,但是却不是在理论上容易讨论的问题(控制不了激情虽然好看却不好说)。在这
里,更需要分析的是情况,在理性占上风时,人们明明知道暴力是坏的,却仍然决心使用暴力。
这种充分理性的明知故犯情况可能有:1)惟利是图而不择手段。苏格拉底理论对此不能讨论,显然如果利益被认为是高于一切的价值,那么知识和道德都无话可说
了。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希腊人更重视德性或激情,利益却还没有完全支配人们的心灵,到了现代社会,利益才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假如不是唯一目标的话)。在惟
利是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择手段,那反而是不合逻辑的和愚蠢的,或者说,有择手段对于惟利是图来说反而是个(策略上的)错误。这其实是马基雅维里的原
则。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多次鼓吹暴力和战争,认为当除了战争和暴力就无法解决问题和没有生活的希望,那么战争就是正义的v;2)为了某种更大的好事
情而不得不犯小错。诸如为了自由、民主、正义、文明、解放、人权、国际安全等等宏大理想而战。战争和司法暴力一般都被认为是为了好事情而不得不付出的坏代
价。只要“出师有名”就是“正义之师”。克利夫.贝尔曾经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政治家们费了老大力气才想出“为文明而战”这样几乎“为所有人都喜欢”的
口号vi。现在人们在寻找口号方面显然熟练多了,布什在9.11后马上就找到了虽然并不新鲜但也“大家几乎都喜欢的”战争口号。不过贝尔当年的疑问似乎仍
然有效:“文明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当然这种提问未免太哲学家气质,哲学家喜欢的概念分析在很多时候没有实际意义,人们可能不需要也不想知道“什么是什
么”。口号或借口只要响亮就可以了。
当然,哲学家喜欢的另一种分析,问题分析,仍然是必要的。按照苏格拉底的逻辑可以推知他会认为,像2那样的错误仍然属于无知,假如人们全面彻底地认识了什
么是好的理念,就不再会犯错。显然,在道德或价值理念上说,很可能找不到理由来证明战争和暴力这样的事情与文明和人权相比之下是比较次要的(当然苏格拉底
不知道像文明和人权这样漂亮的词汇),因此没有理由轻视战争和暴力这样的错误。一些现代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取消死刑,其基本理由就是人们没有必要以错
对错而导致双重错误,而应该采取别的措施去减少犯罪。这个理由看来是说得通的,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些同样有效力的技术性惩罚来替代暴力性的惩罚vii。
但是对于战争,“知道好的就不会做错的”这个理论似乎就有些薄弱,人们当然知道战争是坏的,但人们总会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具体的某一次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可
以说,在利益被定义为第一价值的时代,苏格拉底命题“没有人故意犯错”就无法再从道德的角度去解读了。
不过,今天即使继续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苏格拉底命题也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难,至少有两个问题:1)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心中的道德价值观比古代更加不一致,
因此更加没有条件去肯定什么是关于道德的知识;2)现代世界里,道德价值观已经与任何一种文化认同、共同体认同、国家/社会认同无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
这种作为“心理利益”(也许可以这样称呼)的认同又与生活的各种实际利益(政治的和经济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道德/利益”的现代结合体有时使得道德
主义具有至上地位,相比之下,战争或暴力就不会被认为是最坏的事情,而某种道德主义被破坏或被阻挠才会被看作是最坏的。李普塞特在解释美国为什么特别喜欢
暴力行为时说:“道德主义也是暴力的来源之一。美国人一直是一些乌托邦式的道德主义者,他们竭尽全力扬善惩恶,他们倾向于把社会和政治戏剧看作是道德游
戏”viii。当然这远远不仅是美国的情况。当亨廷顿讨论文明的冲突时,道德价值确实已经与利益分不清楚了,或者应该说,道德价值成为利益的一种。今天的
美国人很想“解放”世界上那些仍然没有享有美国价值的人民。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下以武力干涉南斯拉夫应该说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包含着推
广美国价值的梦想或道德主义的梦想。
显然在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许多理由使人们使用暴力,尤其是道德理由也成为使用暴力的一个可能理由。暴力既是道德批评的对象,又可能是使用暴力的理由,于
是我们承认从道德角度去讨论暴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妨暂时不去考虑那些理由,而仅仅从比较单纯的策略角度去重新误读苏格拉底命题,于是它的意思就变
成: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最佳策略,那么就不会选择坏的策略。当然这样就完全是另一个命题了。但暴力是好的还是坏的策略,这确实是个问题,它决没有“暴力在
道德上是好是坏”那样明显。
现代人有两个哲学假设: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一心只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并且在为自己利益着想时,总是理性地分析问题,决不感情冲动。合起来就构成“理性的
利益最大化者”即“经济人”假设。这样的假设屡遭批评,主要是说这样的假设忽视了人的价值观和情感方面的力量。这种批评从来都是对的,正如前面所论述的,
尤其当价值和利益分不清的时候,问题就更加复杂了。不过,那种批评虽然对,但是不公正,因为那两个假设虽然不全面,但却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分析模型,就是
说,我们本来就不指望完全正确地理解全部事情,而只希望能够正确地理解某些情况下的某些事情。因此,当我们发现价值或道德的问题是永远说不清楚的,那么就
只能希望考虑那些不卷入道德和价值问题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至于把暴力看作是谋取利益的最佳策略。很显然,人们至少有这样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ix:
1) 暴力是可能谋取利益的各种手段中的最后手段,即无论对于哪一方而言,如果存在着任何其它能够谋取到同样大的利益的手段,那么暴力肯定不被选择。因为:
2) 暴力是最冒险的手段。当你使用暴力时,别人的最佳策略就一定也是使用暴力,否则他就会吃大亏。以暴抗暴使双方的风险都很大。
3) 而且,即使在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暴力行动也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亏损性行为。
这虽然是人们一般的直观理解,但是这并不是充分必然的知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至少有这样一些情况非常可能诱发暴力:
1) 赌博局面。
铤而走险是一种貌似理性而实际上非理性的决定。糊里糊涂去冒险,这不是铤而走险,而是从里到外的非理性卤莽行为。只有那种看起来经过了精心策划的冒险才是
铤而走险。某种其大无比的利益预期和某种似乎周密其实是错误的计算这样两个因素是这种暴力活动的条件。抢劫银行、绑票和没有绝对优势情况下发动战争等都是
例子。其心理运算方式与赌博心理是同理的,但它比赌博更“理性”,因为它是能够“计算的”。除非我们能够真正地解释赌博心理,否则不能很好解释这种认真思
考然后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可是赌博心理是人人都知道但从来没有被很好解释的事情,因此我们还不能真正解释这种冒险。尽管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冒险,但“示
范”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可以称作“示范问题”:在赌博性的事情上,只要存在着很少的成功例子作为示范,就一定会激起其他人很大的模仿热情,而且人们只看
到那些很少的成功示范,而看不到大量的失败例子。标准的赌博、彩票以及商业或军事投机所以总能够进行都是基于这种示范。
不过在别的问题上,示范可能有另一种效果。不妨作为比较来略加讨论。例如在伦理行为方面的示范效果就比较可疑:一方面,能够获得普遍赞扬的示范行为如果是
少数人的行为,那么实际效果总是比较差的。茅于轼先生有关于“学雷锋”的经济学分析证明示范所激励的不是见贤思齐的行为而是借别人学雷锋而自己偷懒的搭便
车行为x;另一方面,如果伦理示范行为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不再是示范而是集体压力甚至发展为多数人暴政。什么事情应该是有压力的和不应该有压力的,这
是个问题xi。通过示范让人们学好,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成功的伦理学原则xii。在这种对比下,我们似乎应该说,示范好的事情并不成功,而示范坏的事
情则比较成功。事实如此,相对少的成功坏事激起了人们做坏事的不成比例的热情。
减少铤而走险行为的一般条件是对方形成了某种“可信的威胁”。从博弈论角度看,可信威胁在原则上足以使人改变选择(实际生活中当然并非一概如此,因为总有
些人是非常不理性的,以至于根本不考虑威胁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冷战时期所以出现了难得的长时间和平就是因为双方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核威胁)都是无比
可信的,因此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国家也会不顾可信的威胁,则难免让人有些疑惑(个人可以糊涂,但是国家也糊涂就比较难以理解),如二战
期间德国攻击苏联尤其是日本攻击美国这种以小欺大的行为。当然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冒险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但错误地分析情况其实也往往是非理性思维导致
的xiii。理性计算的愿望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重要的是能够正确地理性计算,而非理性的信念往往会影响理性计算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中,暴力行动即使其
实不是最佳策略,但也会在错误的计算中被算成最佳策略。
2) 别无选择局面。
一种貌似非理性而实际上很理性的决定。这是特定的情势所迫的“狗急跳墙”情况。由于客观情况已经替人作出了选择,因此它是最简单的博弈状态,因为几乎“别
无选择”,除非故意选择“放弃暴力老实等死”这样的错误结果(不管出于性格的懦弱、优柔寡断还是出于良心发现或者完全绝望,这些都相当于故意在选择错
误),否则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最好策略就是使用暴力。尽管这个所谓“最佳策略”所能够达到的结果也往往同样不好,但毕竟存在一丝希望。这种暴力使用的典型
情况就是杀人灭口、以死相拼、同归于尽等等。
避免狗急跳墙的局面显然是减少暴力的一个方法。我在《人之常情》里讨论一个法律的宽严问题:假如法律定得很严,比如说抢劫1万元就要判15年,那么理性
思维的罪犯多半会干脆杀人灭口(如果有条件的话)以减低破案的概率(当然也不是说宽松的法律就一定能够减少暴力,比如说被认为有精神病就可以减轻或躲避刑
罚xiv,这很可能鼓励了暴力)。同样,在所有事情上都需要以避免欺人太甚、避免不留余地来减少暴力发生。不过这里有个说不清楚的难题是:什么才算“余
地”?什么是忍无可忍的?这显然很难准确预见。
3) 以强凌弱局面。
这是发生暴力的一种最平常情况。同样,从纯策略角度看,在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歧的双方之间,假如力量差别非常悬殊,而且弱势方又居然不愿意完全或几乎完全
按照强势方的意愿进行利益分配,那么,对于强势方而言,采取暴力显然是最佳策略,因为实力悬殊而使得损失很小而获益极大,有时可能是胜者通吃的最简便方
式。何况即使不考虑到利益而从单纯的心理上说,强势方也会倾向于(不自觉地)要欺压弱者。人类所以要建立一些不依附于人的制度法律正是试图避免社会内部的
以强凌弱,所以热中于制造各种国际均势也正是为了避免国际上的以强凌弱。
不过,与直观感觉有些不同,以强凌弱并不是必然出现暴力的条件。它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假如弱方逆来顺受,满足强方的各种要求,那么暴力最不可能出
现;但是假如弱方意志坚强,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原则,坚决不吃亏、不忍受,那么暴力最容易出现,双方都会进入不断升级的循环的暴力行为。
近年来美国与中东某些国家或组织之间越来越危险的暴力关系差不多属于后一种情况。
4) 有进无退的临界状态。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纳什均衡,在这种状态中,双方(或有强有弱,或均势)由于各自不慎重的处理而陷入某种双方都不能退让否则吃大亏的境地。这种特殊的纳什
均衡不是一个通常的“双活”僵局,而是一个“双死”的坏均衡。可以设想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对立的两个敌手在激烈的争执中同时以枪顶住对方脑袋,并且以
同样思维速度进行了理性分析,那么这种“枪眼对枪眼”的思考结果是双方必死无疑,因为他们想的都是“先下手为强,否则危险无比,而且对方也会去这样想”,
于是同时开枪(在电影里这个常见的枪眼相对的场面总是为了故事能够继续下去而处理成各自放弃,这恐怕不合理,除非是本来并无根本冲突而仅仅互相吓唬)。以
巴冲突或多或少属于这个类型,尽管他们的冲突还没有到彻底双死的地步,而且强弱也不很对等,但风格比较接近。人们都知道解决以巴冲突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之
一,如果不说是几乎无望,那也是想起来就觉得绝望。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必须避免这种危险无比的“双死”情景。古巴导弹危机则是避免双死局面的一个成功例子,
尽管苏联最后作出了关键性让步与它的力量相对于美国比较弱一点有关,但这并不是避免危险的真正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双方的理性最后起了作用。
其实在真正进入“双死”均衡之前,就总是已经事先存在着一个俾斯麦式的“神经质模式”:在车箱里陌生人互相警惕随时准备着,一个人把手放进口袋,别人也就
准备掏枪xv。冷战当然是最神经质的时代,现在的世界仍然有些神经质,但确实有所缓解,因为美国的单边绝对优势使得别的国家的神经质失去意义。不过
9.11似乎开创了另一种神经质状态。
我们可以注意到,近来最引人注目的9.11事件几乎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上述各种导致暴力发生的条件,因此几乎是必然要发生的(这里并不是在贬低拉登的想象力
——9.11的袭击方式无疑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力——而是说总会有类似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令人惊讶的不应该是9.11事件的发生,而是人们(特别是
政治家们)没有心理准备和比较合理的预测。大多数人会觉得9.11事件过于疯狂、非理性、完全是心智脱轨,甚至连后现代艺术家都会惊叹这一比他们还要疯狂
不知多少倍的肆无忌惮行为。
古代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因此是低威胁的时代,所以人们会比较肆无忌惮,比较非理性,即使率性而行也不至于导致彻底的毁灭,因此,非理性的疯狂行为不会让人过
于惊讶。而在当代这个高威胁的时代,基于现代技术的暴力手段完全可能毁灭一切,于是人们的思考和行为理所当然是而且总是非常理性的,万一出现疯狂行为,就
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疯掉了。二战之后人们一般都会这样想(二战所以特别重要,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它是疯狂导致毁灭的绝对证明,它给人们留下永远的教
训),所以,像9.11这样似乎完全不顾后果的行为确实难以解释,因为无比强大的美国会怎样进行彻底的报复,这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史乔葩给
出一个有趣的但是更加令人迷惑的解释:那些恐怖分子丝毫不爱别人,因为他们也丝毫不爱自己,所以任何极端行为都是可能的了xvi。“不爱别人”这一点不管
是不是事实,总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不爱自己”就比较费解了。是什么样的信念或原因才能使人宁愿玉石俱焚呢?
应该说当代社会的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基本上都是非常理性的,算得上是经济人。像荆轲刺秦那样意气用事的故事在现代显然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行为。但是以9.11
为最极端代表的“不合理”行为却频繁出现,这似乎是对现代理性人的假设的一个挑战。尽管“理性人”或“经济人”这个从经济学观点出发的假设经常受到批评,
但无论如何这个假设仍然是目前理解人的最有效假设,即几乎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极个别疯狂的人可以忽略)。显然,如果假定某些人肯定是要非理性的,就好象肯
定了某个人群从来都有着疯狂恐怖的既定传统一样,例如假设“穆斯林有着好战和暴力倾向”xvii,这种不负责任的假设其实无助于分析问题,而只是把问题变
得好象比较简单而容易在理论上进行处理。确实,当西方人在讲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文化传统使得人们能够理性地思考问题时,往往暗示着东方的或专制的社会容易作
出非理性的决定。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大对头:理性人的假定是说人人都理性,而不是说很多人在一起作决定时才能够理性。显然,假如个体并不理性,那么一大堆非
理性的人凑在一起还只能是非理性的,只有当个体是理性的,大家才有可能是理性的。因此,即使专制社会只是由少数人甚至个人来作决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
们或他就会非理性。所以,理性问题和民主问题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群众心理学家勒.邦指出,领导总是理性的而群众才是非理性的xviii。
看来关键问题不在于思维方式是否理性(我们已经假定大家都是理性的,尽管有时会出现思维不理性的时候,比如说一时冲动,但这不是问题,因为人们至少是尽量
理性的),问题应该在于我们思考的内容或对象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否准确地了解我们理性地所思考的对象?当理性地思考着非理性的事情会怎么样?当理性地思考
着忍无可忍的事情会怎么样?虽然我思(cogito)是可放心的,但是所思(cogitatum)是不可放心的,会怎么样?我们的思考方式是理性的,但理
性所考虑的对象往往是非理性的东西,比如欲望、价值、趣味等等。所思永远超出我思的控制能力,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决心要使利益最大化,可是很显然,最大化就意味着不断的最大化下去,因为,如果最大化有个头,就不再是最大化了。最大化必须被理解为把时间量
考虑在内的“贪得无厌”、“得陇望蜀”的无穷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否则所谓长期利益等等问题就难以理解。不断的最大化几乎就是要获得一切和全部(最
大化只不过是比较学术和比较冠冕堂皇的说法)。这个欲望本身就很疯狂,尽管最大化过程中的每一次行动或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理性的,但这个总过程却是疯狂
的。由一个一个理性的行动形成非理性的总体,这正是最大化的内在悖论。更深入地说,无限的最大化远远不止是“欲望”——“欲望”这个说法太过心理学——而
是一个“事业”,就是说,最大化这样一种思维/行动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和冲动,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目的,最大化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最大化,最大化这种方
式意味着必须要做到最大化,否则就是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个事业。它不是想不想做的事情,而是做了就必须这样做。在哲学上,它既不属于“自然如此”
(to be)也不属于“应该如此”(ought to be)的范畴,而属于“要求如此”(to be meant to
be)xix。尽管人们总是现实主义地考虑最大化的具体目标,但这无非是以一步一步的现实主义步伐走出一条理想主义的非理性道路。理想主义都是非理性的,
而且都是理性想出来的,悖论性就在于此(康德在讨论理性导致的二律背反时就已经暗示了这种结构)。
不仅是我们的利益最大化思维/行动方式导致非理性的结果,我们所追求的利益往往也是非理性的。而且许多利益被认为是决不可放弃的东西,这又使问题变得更加
复杂。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什么是可以让步的,什么是可以忍受的这样的问题。尤其当把文化、价值观等计算为利益的一部分,就会发现许多不可让步的东西。因此,
理性的思考方式并不能保证理性的结果。这里的问题有些类似一个关于逻辑推理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前提不正确,即使推理正确,结论也会是错误的。正确的推
理相当于理性思考,而前提相当于利益、价值观和文化要求等等。
在这个高威胁时代,盲目乐观和一时冲动而采取暴力的情况在理论上一定会越来越少,但是作为理性计算而决定的暴力行动却似乎在增加,至少没有减少的迹象。以
极小代价取得极大胜利的海湾战争开创了理性化暴力的时代。虽然9.11以它的不择手段的暴力而轰动,但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后9.11世界,它只不过是这个理
性化暴力时代的一个特别显眼的例子而不是分界线。海湾战争更有资格作为一个分界线,海湾战争克服了越南战争的阴影,而越南战争曾经使人们感到即使像美国那
样强大的国家也不值得卷入一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使人们重新意识到,假如力量足够强大,那么暴力行动的结果是可以理性地计算的,于是,暴力不再是冒险,不
再是理性的一个禁忌,而是一个纯策略,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理性思维模式:如果暴被计算为占优策略,那么就没有理由不使用暴力。这个理性化暴力时代意味着暴
力行动经常性地成为某一方或双方纯策略上的最佳策略,暴力行动成为理性计算的必然结果。在必然的纯策略面前,道义的影响力是相当弱小的,9.11作为一个
应对性的策略,它已经不考虑祸害平民的道德问题了。可以注意到,在实际上,关于暴力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与策略有关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有关道德批评的
问题,尽管从哲学的理论习惯上看是相反的,即首先是道德问题而后才是别的问题。这种差别在于,理论总是理想化的,而实践总是策略性的。在理论上说,暴力终
究是坏的,诸如9.11这样的行动终究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在实践策略上则容易理解。
今天世界这个无比危险的局面来自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一个是“利益最大化”这一思维模式的滥用。利益最大化思维必须是在一个有着良好制度和规则的市场或游
戏里才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假如这样一个健全的市场或游戏并不存在,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和行动就变成最危险的不择手段的“霍布斯文化”而不会是“洛克文化”的
局面xx。在规则尚未存在的地方,其逻辑要求是对话而不是比赛。因此,在有规则的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经济学的,在规则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
政治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教旨主义对普遍主义的局面。这两者是本质相似的,在力量比较弱的时候,普遍主义就收缩地表现为原教旨主义;力量强大时,原教旨
主义就表现为普遍主义。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坚信自己的那个主义是最好的并且是唯一最好的、普遍有效的、必须被推广的。可以想象,让步在这里是何等困难,
因此亨廷顿才会担心文明的冲突(不过亨廷顿把中国也考虑为一个危险因素是不正确的,中国文化虽然也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和普遍有效的,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唯
一最好的,因此中国文化只能算是“兼容的普遍主义”)。普遍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它在价值观上绝不让步,拒绝了“讨价还价”这一必要的交往
机制,这样必定使得有太多的东西都被定义为忍无可忍的,冲突当然难免。
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暴力不成为任何一方的最佳策略。作为对策出现的相应问题就是“对话”问题。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对话理论,但愿意指出一个避
免暴力转向对话的基本条件,即必须有一条“反最大化原则”:自己的一个最大化策略不能使得别人可能选择的策略中除了暴力对抗以外全都是下策,或者说,只能
让自己获得“最大最小利益”,同时让别人获得“最小最大利益”。大概相当于给人留余地的原则。尽管这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的情况,但这种不公平是可以对话的,
它将使人们为不公平而永远对话下去——所以将永远对话下去是因为不公平将是永远的。尽管没有人知道这样对话是否能够达到公平的结果,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
博弈中暴力对抗对于双方都终究是坏的,而公平合作共同发达这一帕累托改进又一时做不到,那么,在对话中继续正常生活便是唯一可指望的均衡解了。这个均衡解
应该是个纳什均衡。
假定人人的ID都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那么,纳什均衡几乎是个必然结果。纳什均衡相当于说:在一个博弈中,每个人的策略选择分别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优
的,因此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打破这种均衡。或者说,我的最优策略是既定的,同时你的最优策略也是既定的,这两者互为条件,结果,假如单方面改变策略就或
者吃亏或者无利可图,因此人们失去改变策略的积极性xxi。按照张维迎的说法,就是个“僵局”。总之,人们的选择总要导致纳什均衡,因为指望形成帕累托改
进是非常不可靠的。通常的情况是大家都占不到大便宜,不可能“皆大欢喜”,可是也都不吃亏。“不吃亏”是现实主义的“皆小欢喜”。
实践中的纳什均衡是自然形成的,它要根据具体条件和情况而定。但是在暴力这件事情上,想要说服人们相信放弃暴力是比较好的选择,我们几乎只能滥用先验原则
预定了对话作为一个必须的目标,我们不得不选择这样一个信念:只有善才最终有善报。显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对话是个自然均衡,而是一种期望而已。我们
只不过期望对话的策略会在时间中最后被证明为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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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这是一篇对暴力问题的讨论,并非严格论文。《论证》第3期有专题“暴力”,我与几个青年学人就此题目交换了意见。这是我对其中一个方面的讨论。
ii 主要见于《超越快乐原则》、《文明及其不满》等书。弗洛伊德关于死的本能的假设远不如生的本能的假设有道理,不过并不影响其解释力,因为暴力侵犯至少在表面上确实很像是本能冲动,尽管还不能正确解释。
iii 洛伦茨在《论攻击行为》中曾经论述了动物之间的“文明搏斗”方式。道金斯则在《自私的基因》中论述了动物之间非常高明的“理性的”搏斗策略以及善有善报的原则。
iv 参见柏拉图:《普罗太哥拉》、《高尔吉亚》。
v
马基雅维里甚至指出可以用暴力先解决问题,然后再施惠于民。他这样证明这是个好策略:因为关于残暴的记忆总是短暂的,而恩惠却是长久的(这与中国所谓“好
了伤疤忘了疼”是一个道理)。这种理论当然会受到现代思想家的批评。尼克松有个有趣的反批评:“批评马基雅维里的人显然都他妈的没有做过官,没有治理过国
家……”。见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p.486。
vi 贝尔:《文明》,商务印书馆,1990。
vii
比如说,我可以这样想象:原来的死刑不妨一概替换成一种永远不减刑、不赦免、剥夺除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供给以外所有享受的无期徒刑。而且,在罪行中的
所有从犯也一律和主犯一样判处上述的无期徒刑。可以猜想,这两种威胁可能比死刑更有效,尤其是“从犯同罪论处”将打击协助犯罪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犯罪难度
增加,不难想象,单独去犯大罪,如杀人、绑架、打劫银行等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viii 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p.336。
ix 共同知识是逻辑学家Lewis首先提出的(Conven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1969),现为博弈论重要概念,指这样一种知识的无限链条:“每个人都知道事实x,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x这个事实,每个人又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每
个人都知道x这个事实……”。
x 参见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1997。
xi
Durkheim曾经讨论到:假如有一个由圣人们组成的社会,例如模范修道院,里面根本没有我们正常社会所谓的犯罪,于是非常轻微的错误就会被那些模仿的
人们定义为犯罪。犯罪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人们需要把某些事情定义为犯罪。参见《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1995。Pp.86-87 。
xii 儒家的伦理学原则显然是强调示范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为王庆节所推崇,并认为是有别于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的“示范伦理学”。不过儒家伦理在中国的成功最终并不是完全通过示范,而是同时通过制度化而成为规范的。
xiii
例如像哈德尔后来说的:“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还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有二百个师,现在已经查明番号的有三百
六十个师……”。克莱施特说:“我们把过高的希望放在这样的信念上:斯大林一旦遭到重大失败,必然要被国内人民推翻”。参见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世界知识出版社,pp.1176-1177。
xiv 其实精神病可以免于刑罚基于一个错误的假定:精神病人没有足够的行为责任能力。事实上许多精神病人只不过思维不太理性,但并不等于他不知道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他只不过是更容易夸张自己的意志和冲动而已。
xv 转引自李少军“国际体系中安全观的基本框架”,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3-4。
xvi 这是Schoippa教授在2001年11月欧盟“跨文化交往与后9.11世界”会议上说的。
xvii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1999,p.291。但是米勒指出:亨廷顿用来证明穆斯林特别好战的统计材料是有问题的,在另一种统计方式里,情况完全不同。参见《文明的共存》,新华出版社,2002,pp.8-9。
xviii 参见《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xix 参见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中关于“meant to be”结构的论证。三联,1995。
xx 参见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xxi 参见D.Kreps: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ing,1990;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谢识予:《纳什均衡论》,1999。
深度解析米兰双雄差异 四原因注定国米不如AC米兰
顺便说一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香港一家著名报社的记者,国内颇为知名的意甲专家, AC米兰和国际米兰都不是他最喜爱的球队,所以,他可以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以客观的事实和公正的剖析阐释我们的主题。如果内中有言辞得罪了某方球 迷,你可以扔板砖过来,不过力气不要太猛。
做人要厚道,呵呵。
关于气质的定义
气质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属于人格理论的生理学派。心理学家认为:气质是人类生来就具有的心理活动的特征,是人的心理特性,是个人心理活动的稳定的动力特征,它所表现的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稳定性、灵活性和指向性等方面的差异。
气质可以使我们每个人的所有活动都能染上个人独特的色彩。具有某种气质类型的人,常 常在内容很不相同的活动中显示出同样性质的特点。例如,一个人具有安静迟缓的气质特征,这种气质特征会在学习、工作、演说、体育比赛等各种活动中表现出 来。个人的气质特点不以活动内容为转移,它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自然特性,因而没有好坏善恶之分。遗传、环境、教育等诸多外在的后天因素都能够对 一个人的气质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气质的外延也在扩大,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把性格、精神等人类的特征也归纳到气质领域中。
关于球队气质的定义
每一支球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气质,从宏观上看,这跟一个国家或俱乐部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等息息相关;从微观上看,教练的风格、一代球员气质的变化、甚至俱乐部老板的性格特征、运作理念都会对球队的气质产生影响。
国家特征可以影响球队特征,而球队特征又作用于球员,球员,说白了也就是老百姓,他们的特征又反作用于一个国家的足球气质,如此循环往复,久而久之三者达到和谐统一。
巴西人在阳光、海滩以及跳动的桑巴音乐熏陶下,国家队也便有了舞蹈般的脚法,因为他们已把足球融入生活,所以,他们的足球是一种最本真的踢法,此时比赛的胜负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对他们而言,快乐就是一切。
法国是浪漫之都,普拉蒂尼时代的法国队打得很漂亮,但就是赢不了几个冠军奖杯;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爱好自由的荷兰人身上,米歇尔斯把自由的生活方式移植到足球场,发明了全攻全守的全能足球。“冠军重要还是过程重要?我会说是过程。”米大帅的得意弟子克鲁伊夫曾经说道。
德国人处事严谨,当然就影响到德国队的打法。日尔曼民族严格注重纪律的结果是德国队过分讲究整体性,皮球和球员的跑动就像机械一样准确和程式化。
英国人的风格是保守而即兴的,下班跑进俱乐部仰起头咕噜咕噜地喝酒,嘴里还时不时带 些脏话,英国足球也是这样,死抱着一个“442”不放,过去我们很少见过他们有细腻的脚法和高超的控球技术,不过这种“英格兰球员技术粗糙”、“只会打简 单足球”的观念也只是停留在传统意义上,随着英超的成功,大量技术流外援的引进使英国本土球员也开始讲究控球了,于是现在,不少英格兰国脚的技术比塞黑、 克罗地亚球员都要出色,这是球员气质影响球队气质的例子。
历史——红蓝黑变奏曲
都知道国际米兰与AC米兰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但从一开始,他们在性格上就存在明显差别。
1899年12月16日,英国人阿尔弗雷德·爱德华兹创立了“米兰足球及板球协 会”,这是AC米兰的前身,1908年3月9日,由于AC米兰元老们更多青睐意大利球员,不愿意接受外国球员,因此球队中感觉受尽压迫的外国球员们决定成 立一个新的球队,以方便接收外国球员,并针锋相对地取名为“国际米兰俱乐部”,队服也采取了和红黑米兰对着干的蓝黑色,红色蓝色和黑色就这样硬碰硬地交手 了将近100年。
这种出生时大相径庭的遗传基因造就了AC米兰血液中的先天个性:保守,所以球队在战 术打法上往往不敢尝鲜,一套防守反击打法可以历经萨基、卡佩罗、安切洛蒂而居然一步步发扬光大。而以叛逆行为建队的国际米兰明显属于激进的改革派,在战术 打法上不断求新求变,在首创了“混凝土”式防守反击打法后又弃之不用,不断追求攻击性更强的打法,为此满世界地招来了一位位攻击能力很强的巨星。
两队的队名则充分证明了球队的人脉传承。AC米兰队将原先英文式的缩写“FC”改成 了意大利语式的“AC”,加上“米兰”这两个字,充分证明了球队“意人治意队”的建队理念,特别注重人情世故,对意大利球员明显偏爱,有着很重的小圈子文 化色彩和阶级观念,AC的队长历来只能由意大利本土球员担任,从巴雷西、马尔蒂尼、科斯塔库塔、塔索蒂到安布罗西尼,一任任队长只能是意大利人,哪怕你是 替补;相反,国际米兰队正如其名,向拥有任何国籍的球员张开双手,只要你有能力。首任队长是瑞士人恩斯特·曼克,今天的队长是阿根廷人萨内蒂,时间过去 100年,两位外国人队长似乎遥相呼应。
国际米兰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开始于1963年,期间获得6次联赛冠军和2次欧洲冠军杯 冠军。AC米兰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共拿下4次联赛冠军。当时两队在欧洲足坛不分伯仲,国际的风头似乎还强劲一些。两队的分野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期,1986年贝鲁斯科尼入主因舞弊降级的AC米兰,帮助球队创建了一个王朝。国米继三驾马车辉煌之后,再也没有夺取意甲冠军,即使小莫拉蒂收购国 米并以超人的意志进行改造,球队仍然没有起色。出于完成父亲的遗志,莫拉蒂不断加强投入,让国米回到了昔日“国际”时代,也形成了家长式的“一言堂”特 色。
球队建设——红色偏右 蓝色倾左
熟悉意大利历史的人都知道,从民族进程和文化发展看,米兰与整个意大利相比是有比较显著差异的。
意大利人在我们印象中,是一个典型的拉丁民族,人种矮小、头发乌黑,说话爱打手势、表情丰富,性格热情、外向。
但米兰这个地方不大一样。
从历史上看,米兰是伦巴第人建立起来的,而伦巴第人是日尔曼人的一支,这就是说,米 兰人的祖宗和中欧日尔曼人是同一个祖先。所以,米兰的社会秩序和城市人文环境和意大利其他地方都颇不相似,这座城市具有很多日尔曼人种的特点:高大的金发 男女比意大利任何地方都多,更重要的是讲究理性、纪律和条理性,不似意大利中南部的拉丁人那样放荡不羁、不拘小节。同时去过罗马和米兰的朋友,只要对比一 下两个城市街道上的洁净程度就可以明白我绝不是在胡说八道了!
这种日尔曼人的气质当然也深深地锲入了两支米兰球队的“骨骼”之中。所以,较之意大利其他球队而言,从各方面看,他们都更像注重纪律、打法严谨的中欧球队。
这是两个米兰的共同点。但在这样的共同基础上,他们的骨子里又有很大不同。
这种不同如何来表述呢?想来想去,可能用中国人曾经非常熟悉的“左右”的定义来界定最为合适。
以下4个方面,可以证明我的观点。
1、转会眼光
转会市场上运作成功与否,最能反映出球队的特性。
“我退居二线,对国际米兰会有好处。”国际米兰主席莫拉蒂在2004年1月辞去主席 职位后说道。从1995年到2004年的9年之间,莫拉蒂投入了4.68亿美元,买进了106位著球员,这种热忱很少有人能做到,在投入上是当之无愧的 世界第一,球迷们也非常清楚他对蓝黑色的热爱,所以再有不满,也不会把矛头直接指向他。“
比如,2005/06赛季的国际米兰队中,只有5人效力多于5年:队长萨内蒂、马特拉齐、科尔多巴、雷科巴和扎内蒂,这个例子足以证明球队不断在追求、在进取,希望能够以革命性措施为球队取得根本性改变。
但效果呢?
从当年西德三驾马车马特乌斯、克林斯曼和布雷默之后十多年来,除了队长萨内蒂外,国 米似乎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收购,即使是巴乔、罗纳尔多、博格坎普、保罗·索萨、维埃里这样的世界足球的宗主级人物,在原俱乐部表现出彩,来到国米却是另一 番模样。所以国米才有了“球星黑洞”的恶劣外号。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在国米表现一般的球星,一旦离开国米却有脱胎换骨的表现, 身价大增。比如博格坎普、穆图、卡洛斯、德尔维奇奥、皮尔洛、西多夫等,他们都曾被免费或低价换走。当中阿德里亚诺的例子最能体现国米眼光的差劲,先把一 半拥有权让给帕尔马,两年后光为他赎身就花了上千万欧元。
相反,AC米兰的转会策略则呈现明显的“N”字走势。从瑞典三个火枪手到荷兰三剑 客,一位位巨星托起了一个个红黑王朝,萨维切维奇、博班、帕潘、德塞利、舍瓦、内斯塔、鲁伊·科斯塔、西多夫、皮尔洛、斯塔姆、卡卡,一茬一茬,都是成功 的好买卖,除了伦蒂尼、比埃尔霍夫、阿亚拉、里瓦尔多少数几个失败的转会,米兰人的眼光令人称道,其中专心国家政务的贝鲁斯科尼亲自敲定了好几个成功的转 会,奠定了现在米兰盛世的基础。
在转会过程中,AC米兰队特别注意资源的合理搭配,只在位置特别需要时才会真正考 虑,很少重复浪费。而且,对于转会球员的母队,非常注重人情,不仅奉上大把银子,而且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耐心说服,有时甚至到了婆婆妈妈的地步,一副生意既 在人情更在的样子。现在的球队中不乏这样的高手,比如布拉伊达、莱昂纳多。
2、耐性
任何球员都需要时间去适应,一支球队也需要时间去磨合。花了大价钱的莫拉蒂由于过于 急切地想早日步入辉煌,而挥洒了一次次瞬间即来瞬间即逝的激情。9年间,一共有12名门将、39名后卫、33名中场和22名前锋先后出现在国米的大名单 中。在莫拉蒂宣布辞职的那天,西班牙《阿斯》报乘机揶揄了一番:“9年来,他不断买进一大批新球员,然后赶走一大批老队员;于是,每年国米都是一支新的强 队,如果还能获得好成绩,何来天理?”就连曼齐尼上赛季结束前也以接近“哀求”的语气,劝说主席法切蒂和老板莫拉蒂打消又一次大规模收购的念头。
然而,从今夏的转会来看,年轻的范德梅德被放进出售名单,再度证明国米仍然缺乏耐 性。不过,由于财政的困难,莫拉蒂今夏已经开始“清除”高薪的老队员,维埃里、戴维斯就是例证,但要解决掉多年遗留下来的问题,的确也需要时间。也许,经 过多年的连续“革命”,国米终于发现了问题出在哪里。
反观AC米兰,由于平和稳重的操作手法,近年转会一片顺利,人员的更替趋向稳定。老 外援塞尔吉尼奥、卡拉泽、舍甫琴科、西米奇和迪达都是2000年夏天或之前引进的,除舍甫琴科一加盟就用完美表现奠定主力地位之外,其余数人都经过几个赛 季才逐渐成为主力或主力替补。AC米兰显然不同于国米,加利亚尼用耐性来证明自己的转会眼光。
对于本土球员,AC米兰同样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阿比亚蒂、马尔蒂尼、科斯塔库塔、安 布罗西尼都来自米兰青年军。尽管阿比亚蒂有被AC埋没的嫌疑,但对于离开或留下,米兰上下没有给予任何的压力;尽管安布罗西尼不得志,但米兰方面还是竭力 挽留,而身为皮尔洛和加图索的替补,安副队本人怨言并不多。
3、安抚与镇压
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冲突和矛盾,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不外乎两种手段:安抚或镇压。国际和AC另一个明显的差异就体现在处理内部矛盾的能力上。
“左倾”的国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表现得血气方刚,基本上都是采取激进的处理方法,自莫拉蒂接任以来,国米的新闻中有太多的内讧、教练和球员的摩擦。
其中最为人熟悉的矛盾在1999/00赛季,当时主教练里皮要求巴乔担任其更衣室的 “卧底”,命其说出在私底下说教练坏话的人,正直的巴乔当然一口拒绝,结果遭到了里皮的针对性打击,这件事情是巴乔离开国米多年后揭露的。从二人的决裂可 见,国米缺少一个能作为教练和球员之间沟通桥梁的人物。
2002/03赛季是库珀的第二个赛季,当年夏天国米发生了“倒库运动”,被冷落的 老将迪比亚吉奥、不满教练批评高度不足的马特拉齐,还有状态不佳的维埃里,纷纷出来炮轰库珀。由于莫拉蒂和法切蒂也怀疑库珀的能力、加上不敢得罪阵中大 牌,并没有出言指责这种“造反”运动,这一举动让教练的威信名存实亡。
相反,“右倾”的AC米兰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往往采用平和的安抚手段,所以,全队给人的印象基本上是一片“将相和”。当然,这可能与成绩有关,但AC同样度过了很多危机阶段,球队在处理上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
2002/03赛季,里瓦尔多因不满首发位置让于卡卡和鲁伊·科斯塔,扬言要离队。 加里亚尼从媒体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前往米兰内洛进行安抚。“很多球员都不能保正主力地位,但联赛是漫长的,我们需要每一位球员。”教练安切洛蒂同样性格温 和,虽然最近发生了和舍瓦的口头冲突,但双方很快达成谅解。
阿根廷人雷东多和巴西人莱昂纳多(2003年重返AC米兰)的加盟当时极为轰动,媒体普遍认为这两位老将没有任何作用。但很快,随着雷东多多次参与安抚南美球星,莱昂纳多巧妙地让里瓦尔多心平气和地离开米兰,都能看出AC是刻意利用两人作为与队中南美球员沟通的桥梁。
4、开阔的眼界
虽然国米和AC同为“商人治队”,但前者尽做赔本生意,后者则常用低于合理的价格买到中意之人。为什么?同样是因为一个眼光有些短视,而另一个目光深远。
从过去的转会看,国米买来的大都是已过黄金年龄的球星。尤戈维奇、德约卡夫、巴乔、 西蒙尼、巴蒂来到时,年龄都偏大,但国米就是为他们曾经的绝世风华所迷恋,希望他们能够一下子改变球队面貌。其实,即使他们能保持以前的水平,也不能带来 更大的惊喜,而且也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下一手买家。卡洛斯是少有的成功例子,但更多的则是雷科巴带着高薪留队和维埃里的免费离去这样的失败例子。
今年夏天的转会市场上,国米这个毛病仍在复发。32岁的费戈来了,带着10年前的梦 和连吃帕尔马和AC米兰“两家茶礼”的纪录而来;29岁的索拉里也来了,他的到来可以解决左路的缺陷吗?别忘记原来的基利是阿根廷队主力,而索拉里在皇马 和国家队都只是替补。萨穆埃尔到来是正确的,但却放走了维埃里,这不是在重复以往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制造另一个问题的毛病吗?
相反,AC米兰在转会过程中,更注重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很多球员在来到米兰内洛前并不怎么知名,但AC米兰似乎是个巨大的镀金炉,令这些青年球员得到长足发展,名扬天下!萨维切维奇、卡拉泽都是这样的例子。
如今,翻开AC米兰俱乐部的管理层名单,我们又能看到前巴西国脚莱昂纳多,他的职衔 是副会长助手。这位相貌英俊的巴西人近年为球队完成了最出色的收购:卡卡。或许不是他发掘了AC米兰的“10”号,但400多万欧元就得到这个天才,莱昂 纳多这位圣保罗名宿的讨价还价和谈判技巧是促成这单交易的最重要因素。
今夏,吉拉迪诺的加盟将让米兰未来10年都可以拥有意大利最出色的中锋,29岁的舍 瓦已经找到了接班人,AC米兰的新陈代谢总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这样的做法对主力阵容没有带来太大的冲击。另外,埃因霍温的沃热尔也不会因得不到主 力位置而埋怨,因为在加盟之前他就明白自己只是替补,免费得到一个甘心做替补的国脚级后腰,真是一笔出色的交易。
双面米兰人——红色OK 蓝色KO
谈论历史上AC和国际共有的球员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双方最早的共有著名球员当属梅 亚扎,他对国际的贡献比对AC大得多,后来,这样的球员越来越多,两队之间也曾经有过几次球员交换,像2002年夏天的三单大交易:科科换西多夫、于米特 ·达瓦拉换皮尔洛和西米奇。不过,这时的光亮就转移到了AC身上。不管是皮尔洛还是赫尔维格,在国际时都找不到位置,而一旦转到AC就生猛无比。有趣的 是,就连维埃里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油条,一进入AC米兰,也似乎立刻变得认真敬业起来,就连形象,都似乎规矩了许多。
1、重视科学
“马尔蒂尼的伤势比想象中要轻”这样的法总是出现在AC伤员的诊断结果单上。相反,国际的球员却总是无缘无故受伤,肥罗、维埃里、阿德里亚诺等名将,先后受伤且长期休息,对球队影响很大。
外行人不知何故,但内行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由于AC米兰早已迈进高科技时代。2002年7月,著名的米兰试验室投入使用,每年夏休都会为所有球员进行测试,以找出球员的“潜在伤患”和分析需要改善的肌肉部分在哪里,再为每个球员在新赛季前定下合适的训练内容。
就在AC米兰发展实验室时,国米的医疗系统却连电脑评测系统都没有。可见,国米只知 道网罗球员,但并重视球员的健康。“难以想象,为什么一支球队总有六、七名主力躺在病床上。”前主教练扎切罗尼曾抱怨道。科科、赫尔维格、皮尔洛等分别效 力过两家俱乐部,他们截然不同的表现正好反衬出国米医疗水平的落后。
其实,在扎克前任库珀的时代,国米的伤员状况更为糟糕。库珀的心腹体能教练阿尔法诺 和队医的魔鬼式训练让罗纳尔多和维埃里总是伤上加伤,前者十字韧带康复情况被错误评估,使得他对阵拉齐奥时刚复出时就在库托面前倒地。“这简直就是在谋 杀!”罗纳尔多离开国米后说道。当时国米的训练也在不断制造着伤员,布雷谢和克鲁兹肌肉未恢复就被下令进行强化训练,最后引起其他职员的抗议,引发内部纠 纷。
2、灵活用人
在对于球员适合位置的使用上面,两支球队也有差异。
2002年夏天,AC米兰从国米换来皮尔洛、西多夫和西米奇。安切洛蒂考虑到阵中已有鲁伊·科斯塔和里瓦尔多两员中场指挥官,但又不想埋没皮尔洛的天分,于是大胆把他安置在后腰位置上,效果居然出乎意料地好,皮尔洛更成为现在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力。
同样,西多夫也不得不让出中场核心的位置,他被安排在中场左路,这对于速度不快的他而言,是个很大的考验,但他的表现也要比国米时代好得多。至于克罗地亚首席中后卫西米奇,身高不过一米八的他也被安排在右后卫的位置上,虽然助攻贡献不多,但在防守上表现合格。
至于国米,换来的科科、赫尔维格和达瓦拉等并没有起到同等的作用,但和安切洛蒂等 AC教练相比,国米教练们不善使用球员的弱点非常明显。进攻中场埃姆雷被放在防守中场的位置,让这位土耳其的天才郁郁不得志。更严重的是,因为球队的引援 并不是按照教练的战术意图来进行,这让教练在排兵布阵时更加捉襟见肘。国米多年来一直缺乏前腰,于是前锋雷科巴被下拉至中场,此举无疑是失败的;等到主张 442边路进攻的库珀到来后,却偏偏找不到合适的边锋。买来的球员和球队打法不配合,教练又不按照球员的特性制定战术,国米多年的失败并不偶然。
3、鼓励等级差异
科科是典型的花花公子,效力AC米兰时经常出入夜总会,但在曾经的花花公子、队长马尔蒂尼等老大哥的眼底下,科科的表现仍然证明了自己是马尔蒂尼的接班人;可是加盟国米后,他的新闻就只剩下受伤和情色。
可见,好的榜样可以产生巨大的战斗力。德塞利曾回忆他刚到AC米兰的感受,“荷兰三剑客、巴雷西和多纳多尼总是坐在一起用餐,他们的地位是最高的,没人敢坐他们的桌子。”
正是德塞利眼中那套看似不平等的阶级的存在,一直维护着AC米兰内部的和谐和稳定。 AC米兰过去的精神领袖是巴雷西,今天则是马尔蒂尼,我们很少听到球队的内部有什么内讧,因为除了教练之外,更衣室内最权威的声音是马尔蒂尼,这仿佛已成 为球队的规矩。哪怕是再大牌的球星加盟,也不敢造次。
反观国米方面,由于人员进出太过频繁,几乎每个赛季都有近十位新脸孔加入,因此,很 难形成一种“阶级文化”,最坏的情况恐怕就是出现老球员与新成员的对抗。库珀时代的国米阿根廷帮坐大,就引来马特拉齐等本土球员的不满。或许队长萨内蒂长 达10年的服务,让他在球员里拥有一定的威信,但他毕竟是外国人,远远没有起到马尔蒂尼在AC米兰的作用。
管理层——红色大贵 蓝色大富
对任何教练来说,俄罗斯人阿布拉莫维奇都是最佳老板,在转会市场上毫不吝啬之余,还 不干涉球会的日常事务,反正只要球队交张满意的答卷就皆大欢喜。相比之下,两支米兰的老板贝鲁斯科尼和莫拉蒂,却没有那么广阔的胸襟。前者身为意大利的总 理,虽然已不大管球队事务,但时不时仍然在排阵上给主教练施加压力;后者则更是“暴君”,成绩不好就随时“要教练的脑袋”。
不过,相对之下,贝鲁斯科尼自身的贵族气质决定了今天的米兰自身带有一种人家学都学 不来的高贵特性。贝氏能够有今天,除了靠手中的传媒帝国之外,就是AC米兰带给他的知名度,他将这支球队完全看成了自己的私家财产,不时将自己的性格因子 注入其中,才造就了今天的米兰王者气度。而且,他的耐性足够好,因为他毕竟是个摸爬滚打多年才有今天的老江湖,“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道理还是懂的, 在20年里只更换过5次教练,保持了球队的稳定。
当然,作为政治和商界的强人,贝总理还是有点刚愎自用,近年来,脾气温顺的安切洛蒂 就受了不少他的气。“双前腰、单前锋不好,我们要用双前锋。”2002年开始,安切洛蒂和贝总理就因为这个分歧闹过很多次别扭,最后妥协的当然是安切洛 蒂。上赛季的欧洲冠军杯决赛前夕,贝总理乘坐直升机空降米兰内洛,一来为打气,二来是向教练施压——打得好看点。
也许,贝总理对于球队战术打法方面再放手一些,球队会更顺利。不过,对于总理大人来说肯定挺困难:这是我的家生子,我不管,谁管?
国际米兰方面,莫拉蒂则是咬着金钥匙的太子爷,他继承了父亲的生意和国米俱乐部,他 勤于球队事务,雄心勃勃,希望在自己手上建立一个国米盛世,不过,他太急了:在他直接领导球会的9年里,总共更换了12次教练,这样的频率或许可以进吉尼 斯纪录。需要注意的是,像罗马尼亚人卢切斯库只执教5轮就下课,霍奇森两度入阁,后面那次还是4轮后走人;更大的名牌有比安奇和名宿苏亚雷斯,分别只执教 了4场和2场就被赶走。最不幸的是库珀,该位教练主张的是先防守再利用边线进攻,2001/02赛季刚来就获得成功,在第33轮的时候还是榜首,可惜最后 一场比赛负于拉齐奥,眼巴巴地看着到手的联赛冠军被尤文拿走,最后仅得第三;2002/03赛季阿根廷人也保持水准,取得联赛的第二位;但由于球队内部的 矛盾和斗争,新赛季就被莫拉蒂清扫出门。
这样的脾气当然会给国际染上一层乖张而暴戾的气质。
因此,10年来的国米不单是球星的黑洞,也是教练的黑洞。
2005/06预言——红色攻击 蓝色侵略
2005/06赛季,国际米兰全队共有来自11个国家(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尼日利亚、希腊、荷兰、塞黑、智利、葡萄牙、喀麦隆和哥伦比亚)的24名外援,当中以南美区最多,包括8位阿根廷人、3位巴西人,本土球员只有6位,真是不负国际盛名。
曼齐尼沉重的拉齐奥情结,是阿根廷帮坐大的主要因素,而贝隆、米哈伊洛维奇、法瓦利、斯坦科维奇都是他当年的队友兼部下,但连曼齐尼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除了斯坦科维奇和贝隆,其他的老部下只能当替补。
国米新赛季的阵型仍将离不开442或451,贝隆和坎比亚索是中路的不二之选,前“蓝鹰”斯坦科维奇的位置也很稳,可以出任左右两边是他最大的优势;费戈最好的位置是右路,但速度太慢是其最大制约,当然,他的加盟让曼齐尼的排兵布阵有更大的弹性。
因为曼齐尼在费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当年他加盟拉齐奥就是出任影子前锋的位置,为博克西奇、萨拉斯等穿针引线。因此,451或许会是国米的常用阵型,因为维埃里离去后,国米的锋线并不充裕。
皮萨罗是国米的未来核心,他最佳的位置是中场中路,或许本赛季贝隆还会是主力,但只要曼齐尼安排五名中场,皮萨罗的首发机会将很大。皮萨罗、费戈、贝隆、斯坦科维奇、坎比亚索,人们再也不能取笑国米的中场缺乏创造性了。
可以肯定,在曼帅的直接调理下,国际米兰将被注入当年拉齐奥式的侵略性气质。
比之于国际的中场改革,AC将迎来全新的352攻击阵型,内斯塔、斯塔姆加上马尔蒂尼,
“有三名如此出色的后卫,为什么不能用三后卫?”安切洛蒂说的一点也不错。尤其是扬科洛夫斯基加盟后,解决了左边卫的空缺;右边的卡福很熟悉边卫这个角色,只是他的年龄已经不小,能否应付攻防的任务是个问题。
前腰卡卡将把精力完全投入进攻,在他的后面是加图索和皮尔洛,后者防守力薄弱的弱点将被减少到最低,因为凶狠的加图索就在他的旁边。锋线火力是AC的最大亮点,负责主攻的是舍瓦和吉拉迪诺,但由于两边的传中机会很多,高大的维埃里的用也不可小视。
也许,新的赛季,我们将能欣喜地看到AC米兰具有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杀伤力的攻击气质!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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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顾准 |
| 一、基督教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从一般的古代史着作中找到它的梗概。大体说来: 1、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 本是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影响之下的诸古代民族并存的地区,在其中兴起了以色列━━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征服了迦南,有过一段同民族内诸部族不相统属的时 期。後来,强有力的部族出现了“士师” (《旧约》有《士师记》) 即法官,是强有力的部族首领,逐渐经过征服吞并,建立了以色列━━犹太的统一王国,即《旧约》着重描写的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时期。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和她所占地区是商队贸易的通商要道有关系。商业在西方文明的起源上总占重要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 以色列━━犹太王国好景不长。她太小,抵抗不了帝国的征服。公元前597年,这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国所攻破,大部分首都居民 (也许还有她的首都以外的居民) 被迫移往巴比伦。这是这个民族的第一次民族流放;以後她还多次被流放过,直到她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徙於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为止。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这种国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运的,可以说不胜数计。他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并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总剩下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问题是剩下的被同化了,於是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3、 犹太人有自己的民族宗教。 按《旧约》的记载,当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民族宗教的态度是不虔诚的,许多人“崇拜偶像”。可是,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去以後,他们中间 的“知识分子” (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祭司兼历史家) 却着手系统地编写起他们民族宗教的圣典来了。学术界一致地、无异议地认定,《旧约》最前面的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 《申命记》,即追叙他们的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第一个民族英雄摩西,怎样把全民族人从埃及的依附者的地位中脱身出来,怎样经过从埃及━━西奈半岛━━巴勒斯 坦的长征,征服迦南的历史神话,所谓摩西五书,是他们建国以後第一次被征服流放在巴比伦时编写出来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巴比伦征服以前,犹太教已经有过一些经典,它的完备化,是流放巴比伦时期搞成功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犹太人被巴比伦征服以後,又曾经恢复过他们的国家,不久又被波斯、亚历山大、罗马征服。有过多次民族起义。罗马帝国初期,亦即基督教兴起的时期,还有过一 次轰轰烈烈的“玛加比”兄弟的起义,当然是被扑灭了。基督教兴起的时期,犹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摆脱罗马帝国统治是民族的愿望,然而犹太教的上层是妥 协派。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犹太虽然复国了,其大多数被流放的人民散之四方做买卖去了。复国後的耶路撒冷,事实上成了散处四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的宗教中心。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4、犹太教义的特色: A、民族战神的一神教《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 (据说正确的译音应该是耶威)是以色列━━犹太民族的战神,是保佑民族和外族作战取胜的神,而且,除了这个神而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神。以色列━━犹太民族 和他民族作战曾经胜利过,这就是他们征服迦南地区的时候。可是,在征服中他们也吃过败仗,以後的记录更惨,只有败仗,没有胜仗了。怎样解释呢? 失败是背叛耶和华的结果。这种解释,奇怪得很,很灵。而且,这不仅是犹太人保持其民族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後起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神教的特点,和当时的文明民族的希腊、罗马是迥然不同的。希腊宗教没有经典,只有神话,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一个大家族,他们和她们有七情六欲,也犯罪, 而且也受命运的支配。 罗马的宗教,几乎全盘承袭希腊,不过把人名改一下(例如,宙斯,改成朱庇特Jupiter)。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可是,一神教比多神教严肃得多。犹太教之所以和希腊思想合流而成为基督教,一神教的因素是个重要因素。 B、反对偶像崇拜 希腊、罗马的神,是艺术的对像。金星━━爱神维纳斯,被雕成一个最典型的少妇裸体像。在我的青春期,走过店铺陈列的维纳斯雕像的最粗劣的仿制品的时候,实 在禁不住目迷神眩。当时还有许多民族的神是动物,《旧约》中耶和华最严厉责备的偶像崇拜,是崇拜圣牛━━以金子铸成的圣牛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犹太教的耶和华,绝对禁止画成画像。耶和华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显现,吩咐他布置的 (不是建筑,而是布置一个帐幔,因为那时的以色列入,还在向迦南进军途中━━其实是他们上古游牧生活的反映) 至圣所里的至圣物,是“约柜”,是上帝吩咐摩西传布的“十诫”的文字记录(写在一块石版上)的存储木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上帝没有形像,後来的宗教哲学家把它解释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具备“有限”的人的形体。这又是它和希腊思想的接触点。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後代的基督教传教师,画成耶稣和圣母的画像,人们要向之顶礼膜拜,宗教的哲学家们斥之为异教风尚。虽然如此,基督教终究是没有上帝的画像━像我们的玉皇 大帝之类的。伊斯兰教也承袭了这种传统。 (附带说说,伊斯兰教的教义,在许多地方承袭了犹太━━基督教义。不同处是,基督教宣扬爱,它宣扬征服。)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C、 以色列━━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这是民族的战神━━上帝的本来特色,因为强烈的民族情绪,一向具备着发展到征服世界上一切民族这麽一个至高点的。问题是,选民的观念,在以色列━━犹太被 征服後,散处四方以後,还强烈地保持下去。於是,以犹太人的现实主义来说,它变成了分散、无祖国状况下保持民族团结,保持民族特色,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武 器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还不止此。选民观念,逐渐转化成为一种现代的伦理观念:不是选民征服一切人,而是选民解放一切人的那种观念。不过,这到後面再说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D、 严峻的戒律 始见於西奈山的“十诫”,见《旧约·申命记》:“一、除我以外,不许有别的神;二、不可崇拜任何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四、安息日;五、孝敬父 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一切所有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中的第九诫,不久前有人向我慨叹过,中国并无此传统。 诫命多得很。後来成为犹太教徒特色的,有一定要割包皮(叫做割礼),不准吃猪肉,不准吃一切动物的血,不准吃无鳞 的鱼等等。这些戒律,後来发展成为犹太人的法律体系。犹太人的律法师,是兼具人间的权威和神的权威的。马克思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律法师;不过也许已经兼 任了当时鲁士的律师,而且也十分文明化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5、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渴求解放和弭赛亚的预言。 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处在以下状况中: 甲、犹太人已是散布在罗马世界的买卖人; 乙、耶路撒冷和周围的犹太区是罗马的领土。散处在世界的犹太人以耶路撒冷为犹太教圣地,有许多捐献,这个城市很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丙、犹太本土不久前经历了一次玛加比兄弟的民族起义,十分壮烈,失败了。 於是,在犹太人中传布着一种弭赛亚的预言,大致是说,犹太人中将要出来一个像古代名王大卫那样的民族救主,实现 “上帝的国”,压迫以色列的人都被毁灭,弭赛亚诞登大宝,世界各处都会有蜜、奶、酒像水一样流的丰饶境况。这种传说━━预言毫不奇怪,我们在我国的宗教性 的农民暴动中都看见过。耶稣基督就是应这种预言出来担当弭赛亚任务的角色。基督这个字,就是希腊字的弭赛亚。《新约》的四福音书,就是实在或想像中的一次 民族起义流产,其领袖被捕处死的神话化了记录。 (附带说说,当时罗马帝国处死叛乱分子,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挂起来,是一种极其通行的办法。)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次民族起义失败了。可是起义的馀党(即十二门徒)还在,他们继续宣传起义的纲领。而且因为起义的失败,是罗马统治者和当权的犹太教领袖合作的结果,继续 宣传起义,其矛头也针对犹太教。不久,起义纲领中的反罗马成分全被抹掉,亦即政治成分全被抹掉,只剩下反犹太教的宗教成分。“破中有立”,一个新的教义系 统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基督教。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6、原始基督教的教义: A、耶稣复活和弭赛亚的千年王国 最初,新宗教的教义,着重在宣传耶稣这个弭赛亚,是上帝遣来的他的儿子,是神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死後第三天已经第一次复活,并向他们的门徒 显现了。这还不过是序幕。不久,他还要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的时候,一切埋在地下的“义人”(也许是死难烈士吧)都要复活,於是要建立起一个“千年王 国”。这个千年王国的最初的涵义,也许仍然是以色列人的王国,不过,不久,它的意思就完全变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B、 爱和传道 可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太强大,宣传斗争,号召斗争,那是以卵击石。运动需要坚持,需要召募皈依者,因此要宣扬爱。《新约》记载耶稣事迹的福音书,已经在强 调“爱你的邻人”,要在被压迫群众中扩大新宗教的信徒,更加需要强调爱。於是基督教比之犹太教,亦即《新约》比之《旧约》,强调爱,强调通过爱的精神来布 道,来扩大信徒,而不是民族战神的宗教,不是征服之神的宗教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过,“选民”的基本观念还在。现在,不再是老命题“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而是新命题:“信主的是上帝的选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C、 消费共产主义 适应於第二条要求的原始基督教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共产主义的团体。凡“信主”的,要把一切财产捐献给教会,教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为教徒办免费公共食 堂。这一条要求如此之严,以致《新约》记载有富人的教徒卖掉家产,捐献教会,可是自己保留了一点,当使徒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这个教徒就扑地死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D、 原罪与救赎 当教义限於以上几条的时候,新宗教还只能是犹太人中间的宗教。《新约》记载,新宗教一开始确实只限在犹太人中;把教义和传教活动扩大到外邦人(犹太人对非 犹太人们的称呼)中间去,并为此目的,改变了教义的主要内容,添上了原罪与救赎这一条的是圣保罗。《新约》说,圣保罗原是顽固的犹太旧教徒,残酷的新宗教 的迫害者。有一天,上帝向他显现,从此皈依了新宗教。基督教义的制订者, 事实上不是十二门徒,甚至也不是耶稣基督,而是这位圣保罗。J·大卫把他和摩西并列为基督教的二位启示者。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保罗把《旧约·创世记》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听信蛇的怂恿,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懂得赤身裸体的羞耻(事实上是和亚当性交并生下了孩子),这一段本来平 淡无奇的传说,称做人的原罪。既然性交是罪恶,那麽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因为人有罪,所以上帝罚男人要满面流汗挣面包,女人要蒙生育的痛苦传种接代。 这是《旧约》的提法。这当然不是什麽可怕的事,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代一代活下来的。最可怕的是,原罪还使每一个人的灵魂堕落,死後也回不到上帝那里去,上帝 怜悯每个人都背上了这份原罪,於是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尘世,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为普世的凡人赎了罪。自此以後,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稣的道,他的 灵魂就可以得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教义。後代的传教士在布道中绘声绘色地宣扬主耶稣为了救赎世人的原罪而上十字架受难的故事,愚夫愚妇在下面听得涕泪交泗。也就这样,基 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的范围,传布到“外邦人”中间去。不久,犹太人还是犹太教徒,新宗教成了反对犹太人的非犹太宗教。原先的割礼、不吃猪肉等戒律一律废除, 对外邦人无效,犹太人的基督徒还可照办;再过一些时候,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还必须禁绝犹太教的戒律,才准许皈依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E、三位一体 犹太教只有一个耶和华,基督教增加了一个救主耶稣,据说他是上帝的独子。圣灵何能生子,马利亚是否处女怀孕,不仅外行人要问,基督教内为此还经历过长时期的教派斗争。现在,西方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这分明和希腊思想有关,下面再说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7、罗马帝国精神上的解体, 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的异端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原因。 由上可见,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 (其实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不过佛教在印度已完全消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无几了。)它怎麽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的呢?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原因在於,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罗马没有哲学。假如说也有哲学的话,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现在,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征服的哲学没有用了。脑满肠肥的罗马显贵享乐已经享 腻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心於不动心的希腊斯多葛哲学。不久以後,罗马帝国陷入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於原来勇敢守法的 罗马公民,早已经过Proletariat(最下等级) 这一段经历,完全消失掉了。凡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後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後代,全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的、无创 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已经极度圆满而无复可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唯一的出 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胫而走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是蛮族。罗马文明独特的创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学、科学、文化、宗教、神话全都是希腊搬来的。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於罗马 人,危机也比罗马人来得早。这个文明民族的文明人,在亚历山大征服时已经丧失了城邦的自由,不过还可以随军东征,在新建的希腊化诸帝国中当上一份知识分子 当得了的差使。当希腊本土被罗马征服以後,有些“哲学家”被贩到罗马成了奴隶,在罗马显贵的宴会上说一些文法、逻辑、道德的箴言作为寻开心的资料,原来的 希腊诸自由城邦当然也成了罗马的行省。基督教的传布於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 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的混合品。上面所说的,圣保罗的业绩,是《新约》这麽记载的。也许,这里存在 着某种确实历史的核心。即使如此,《新约》中圣保罗的许多哲学化的启示,也决不是一个粗鄙的犹太人所胡诌得出来的,他至少得到了许多希腊人信徒的帮忙,才 写出了那些东西的。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 附注:这一部分,可以叁阅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叶启芳译,1955年三联书店就1932年神州国光社第一版修订再版。这本书译得很差,不过大致还可以读懂。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二、希腊思想 1、希腊城邦。 当希腊产生出她的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於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最古文明。 (这个文明的一支,西迁到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一巴比伦文化;另一支东迁到中国,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不过,她的西支,用铁早於中国。) 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或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一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 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 文明的王国和帝国 (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 。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琉斯(部落 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思考宇宙问题,而不是“史官文化”。 这样,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 A、宇宙是什麽组成的?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这和中国的五行阴阳没有什麽不同。但是循这条线往下辩 论,问题愈来愈多了。地水风火,没有发展成为“相生相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的特点是运动还是静止? 在这点上,有人提出,运动也是静。所谓“飞矢不动”,这就涉及到运动的单位,和运动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再进一步涉及到运动的坐标了;也涉及到一切流变的 辩证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B、数学神秘主义。 众所周知的有毕达哥拉斯(Pytagoras) 定理。数学神秘主义中国也有,河图洛书其实是其中纵横诸数之和都有15。不过他们锲而不舍,从这里搞出一整套几何学。又,据说,後来解析几何中的“圆锥曲 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已被发现,这在笛卡儿以前将近2000年。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C、诡辩、修辞、文法学。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 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像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着)才有 专着。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後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着。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 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 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像,几乎 是唯一的对像,是关於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於政治权威的, 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麽“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 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於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 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者,说他论过“名”,即文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 文章,一开始就说: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後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 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br />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於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3、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着手之 处,在於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等的类别,就是从希腊开始的。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 是分类学,分类学也做得很仔细,要采集标本,例如植物,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产生以前“自然 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希腊传下来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 讶。可是对於这个世界怎麽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於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 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犹太 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於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於神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而且,对於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 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 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於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 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於一个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点。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於一个超人的力量,对於古代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开始,古代人还远没有 今天的人那样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观察自然基本上只凭生理器官,没有今天那麽有力的观察工具(从望远镜到反应堆等等)。古代变革自然只凭简单工具,它只 能观察到是在顺应自然,而不会具有变革自然的自信,这都不足为怪。那麽超尘世权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不可避免的了。这也就是希腊思想一基督教把上帝 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 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於科学的发展。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大有助於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於上帝,把“理性” 的威力上溯於上帝 (注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後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 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在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 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 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 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 “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於“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 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 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 堂的想像。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麽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的命 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过博 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 来克服”食欲和情欲〔 ”这种结局就是涅盘〔”(《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做到这一条,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 复译《天演论》用美丽的文言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 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无所求助於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 (《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107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叁预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 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的它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 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 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 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麽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 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於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5、上面扯得远了一些, 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於柏拉图。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院哲学的根据。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後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的第 一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 (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 。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 (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免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之为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像,亚里士多德感到神秘, 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教士,带来的除圣经而外,还带来了逻辑学、几何学和历法。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腊思想呢,还是皈依希腊思想的基督教?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 1、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後。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zu2)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着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 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罗马天主教的中心设在前帝国的首都,它使用的是帝 国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直到十六七世纪,着名的哲学着作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现在国际通用的动植学名,还是用的拉丁文。圣经译成英、德文,是在16世纪宗教 改革之後。罗马帝国覆灭了,世俗权威用蛮族的日耳曼文,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蛮族显贵,最初都是目不识丁的)中,罗马传统还是正统。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後来竟然全部湮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後,後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 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於扫掉了古老文 明的老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 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 做过许多坏事情。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了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 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 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欧洲的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学 习这些“脱离实际” 的理论;也许10000个人中有9999人是废品,学了根本用不上。不过如果有人用上了这些东西,这个人也许就是诸侯宫廷中的大臣,或者可以列入经院哲学 家之列的人物了。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後代大学自治的渊源。像明太祖的《大诰》之类的当代政令,也许也是越不过 大学的门墙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仅大学是教会办的,我猜测中学教育也是教会包办的,医院也是。 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的活动。不管他们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个框框之 中,总也出了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物。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 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3、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 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於真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 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骑士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欧洲的君王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 一点,对於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於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於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於革命运动中敢於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 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麽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於像中国那样“获罪於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4、 比起佛教来, 基督教虽然是一种入世的宗教, 终究是力图把人性提高到“神性。”与此相反,教会首脑却在神化的人幌子下,荒淫无耻到不像人而像兽的样子。此外,城市的兴起,王权的上升,民族国家和民族 意识的形成,也使教会教廷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文化权威都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所以,地理大发现 (亦即航海商业的猛烈扩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者几乎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现在,在骑士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世俗文明要摆脱神权的控制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是民族国家摆脱 凡蒂冈,文化意义是要摆脱死掉了的垃丁文明的控制,发展民族文明,同时也是要摆脱已经阻碍科学和思想进步的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是要回到共和罗马和城邦希腊 的欢乐的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发生过革命、战争、流血、屠杀。宗教战争的历史,是教派斗争,结合着王权、诸侯、城市多种利益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人读这段西方史,既难理解,又感到厌烦,范文澜所以诋毁宗教,诋毁宗教战争,我猜测,这也是一个因素。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过,这些斗争却是西方进步的重大因素。清教徒移美,胡格诺教徒移英,倔强的人们幸免於难的另去开辟新天地。假如中国也有过样倔强的人们,大概轮不到荷兰 人占印尼,英国人占澳大利亚了。此外,有宗教改革(新教崛起),还有反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本身适应新局面的革新,弄到最後不能不来一个宗教容忍)。宗教 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人对希特勒的国社会主义如此深恶痛绝,和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5、 文艺复兴直到近代, 思想界也是丰富多采,令人眼花缭乱。已经提出,遵从理性主义的一派,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作过巨大的贡献。大鼓吹并成了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弗兰西斯· 培根,为实验科学的最早中心英国皇家学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是带着感情来鼓吹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他痛诋希腊思想以静观宇宙为极乐,痛诋他们不关心改 进人们的工具以增进人类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的爱人类。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 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四、我不过是解剖了基督教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於上帝。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麽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 (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 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从神秘的唯理主 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於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至於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是无知而已。) 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於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 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73年5月23日 |
埃及金字塔之谜最完美的解释(五)


埃及金字塔之谜最完美的解释(四)


埃及金字塔之谜最完美的解释(三)



埃及金字塔之谜最完美的解释(二)
埃及金字塔之谜最完美的解释(一)
爱情故事中的“囚犯困境”
·云 儿·
现代经济学里,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已经
成为十分标准的分析工具。博弈论这门学科,开山鼻祖是数学家、计算机的
发明者冯·诺意曼(John von Neumann)。1944年他
和普林斯顿经济学家Morgenstern合写了一本书,《博弈论和经
济行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正如书名所所示,两位作者企图
以此理论来系统地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不过,这一目标,要到十几年后,
非零和博弈理论、特别是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获得了充分发展,才成为现实。
非零和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囚犯困境。 1950年, 数学家塔克
(Albert W. Tucker)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在给一大
帮心理学家作讲演时,为了讲解博弈论的分析难点,他用两个囚犯的故事,
将当时专家们正研究的一类博弈论问题,作了形象化的包装。这个包装显然
极为成功。从此以后,类似的博弈问题便有了一个专门名称 “囚犯困境”。
借着这个凸出的故事和名称,“囚犯困境”广为人知,在哲学、伦理学、社
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生物学等学科中,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
塔克的事,从抢劫开始。两个家伙,就叫张三和李四吧,合伙抢了珠
宝行,却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被逮。他们被关进分隔的牢房。检察官分别告
诉他们: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他们会因非法携带枪支的罪名各判刑1年;如
果其中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坦白者作为证人将不会被起诉,另一人将会
被重判15年;如果两人都招供,则两人都会以抢劫罪名各判10年。我们
可以用下面的矩阵表达各种可能的结果。每个方格里面的一对数字,逗号左
面表示张三的服刑年数,逗号右面是李四的刑期。
李四
拒 认 招 供
·——————————————·
拒认 | 1,1 | 15,0 |
张三 |——————+———————|
招供 | 0,15 | 1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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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和李四都十分精明,而且都只关心减少自己刑期,并不在乎对方被
判多少年。张三会这样推理:“假如李四不招,我只要一招供,立马可以获
得自由,而不招却要坐牢一年,显然招比不招好;假如李四招了,我若不招,
则要坐牢15年,招了只坐10年,显然还是以招认为好。可见无论李四招
与不招,我的最佳选择都是招认。这是招了吧。”
自然,李四同样精明,也会如此推理。于是两人都作出招供的选择,这
对他们个人来说都最佳的,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照博弈论的说法,
这是本问题的唯一平衡点。只有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人单方面改变选择,他
只会得到较差的结果。而在别的点,比如两人都拒认的场合,都有一人可以
通过单方面改变选择,来减少自己的刑期。
现在问题来了。两个人都招供,并不是集体最优的选择。无论对哪个人
来说,两个人都不招供,要比两个人都招供好得多。最符合个体理性的选择,
却是集体非理性的。
自从这个“囚犯困境”问世以来,围绕它的含义涌现了大量的文献。其
中似是而非的解释,与完全错误的理解,不可胜数。误解之一,认为囚犯悖
论是自私自利的结果。如果个人作决策时多考虑别人的利益,就不会去选择
损人利己的策略,比如为了自己脱罪而招供别人,如此则能避免囚犯困境。
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人人都不自私,这世界该是多么美好!
面对这样的感慨,我建议他们去读一个爱情故事。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
新婚不久的吉姆和德儿,很是穷困潦倒。除了德儿那一头美丽的金色长
发,吉姆那一只祖传的金怀表,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引以为傲了。
虽然生活很累很苦,他们却彼此相爱至深。每个人关心对方都胜过关心自己。
为了促进对方的利益,他们愿意奉献和牺牲自己的一切。
话说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小两口都是身无余钱。为了让爱人过得好一点,
每个人还是想悄悄儿准备一份礼物给对方。吉姆卖掉了心爱的怀表,买了一
套漂亮发卡,去配德儿那一头金色长发。德儿剪掉心爱的长发,拿去卖钱,
为吉姆的怀表买了表链和表袋。
最后,到了交换礼物的时刻,他们无可奈何地发现,自己如此珍视的东
西,对方已作为礼物的代价而出卖了。花了惨痛代价换回的东西,竟成了无
用之物。出于无私爱心的利他主义行为,结果却使得双方的利益同时受损。
读到这里,很多人想必已经猜到,这是欧·亨利的小说,《麦吉的礼物》,
本是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标题中的“麦吉”(Magi),指《圣经》
里来自东方的智者,属于特别聪明的那种。他们看到耶稣诞生的星象,长途
跋涉赶到伯利恒,拜见那个躺在马槽里的婴儿,献上他们的礼物。据说,圣
诞节互致礼物的习俗,便是他们的遗风。欧·亨利写道:“聪明的人,送礼
自然也很聪明。大约都是用自己有余的物事,来交换送礼的好处。然而,我
讲的这个平平淡淡的故事里,两个住公寓的傻孩子,却是笨到极点,彼此为
了对方,白白牺牲了他们屋檐下最珍贵的财富。”从这段文字看,欧亨利似
乎并不认为这小两口是理性的。
确实,光看结果,不能说他们的行为有理性。但这不是博奕论的观点。
且让我们暂时抛开爱情的温馨,单从利益的角度来解读。我们假定,他们每
个人,与前一故事中的囚犯截然相反,有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偏好
系统,毫不考虑自身利益,专门谋求别人的幸福。这样,个人选择付出还是
不付出,只看对方能不能得益,与自己是否受损无关。以这样的偏好来衡量,
最好的结果自然是自己付出而对方不付出,对方福利得到增进;次好的结果
是大家都不付出,对方不得益也不牺牲;再次的结果是大家都付出;最坏的
结果是别人付出而自己不付出,靠牺牲别人来使自己得益。遵循前述普及版
囚犯博奕的惯例,我们可用数字来代表个人对这四种结果的评价:第一种结
果给3分,第二种结果给2分,第三种结果给1分,最后那种给0分。于是,
我们得到如下的博奕矩阵:
德 儿
不付出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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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付出| 2,2 | 0,3 |
吉姆 |—————+—————|
付出| 3,0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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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无论对方选择付出,还是选择不
付出,个人自己的最佳选择都是付出。然而这并不是对大家都有利的选择。
事实上,大家都选择不付出,明显优于大家都选择付出的境况。从这个意义
上讲,这一对深具爱心不求利己的情侣,与正版囚犯博奕中精于算计专门利
己的罪犯一样,都作出了最符合个体理性的选择。他们遇到的问题完全是同
构的:最符合个体理性的行为,却不符合集体理性。
可见,无论是情侣还是罪犯,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人,都可能陷入囚犯困
境而难以自拔。欧·亨利是意识到这问题的,所以才称这两人为笨到了极点
的傻孩子。
然而紧接着,欧·亨利笔锋一转,写道:“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
这小俩口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小俩口这样
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
物以稀为贵。在这个世界上,一旦物欲横流,真情越来越稀缺,那么,
情义的价值,也就相对地大幅度上升了。在欧·亨利眼中,吉姆和德儿礼物
中所表达的爱意,是无价之宝,远高于任何物质上的损益。他们的无私的送
礼行为,本身就在创造价值,足以补偿利益的损失还绰绰有余。吉姆和德儿,
不仅是聪明人,而且,“他们就是麦吉。”这就是欧·亨利的结论。
他的结论,自然只是相对而言。这故事还有另外一面,是再温馨的柔情
蜜意都无法掩没的。这就是它所揭示出的冷冰冰的逻辑:一个毫不利己专门
利人的社会,同样无法避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自私的社会有“囚
犯困境”,无私的社会也有“麦吉困境”。象其他物品一样,无私和真爱,
也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律,只有在特别稀缺的时候才显得特别可贵。假如人人
都不自私,“麦吉困境”所造成的利益损失,分量就会大大上升,无法再用
真情来补偿。这样的社会,很难说就一定更美好。
从《麦吉的礼物》中,我得到的一个教训是: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避免陷入集体非理性的困境,与其强调改造个人动机,不如建立一套协调个
体选择的制度安排,这要远为切实而有效。